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日軍全城搜捕抗日文化人士，宋慶齡、何香凝、茅盾、鄒韜奮等大批進步文化人士與愛國民主人士滯留孤島，隨時面臨日軍搜捕的生死威脅。
危急關頭，大批在港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突然“神秘”失蹤，幾個月后奇跡般安然出現在抗日大后方。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于危局之中精心策劃實施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
在香港淪陷當天，黨中央和南方局就迅速發來急電，明確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廖承志同志迅速展開秘密營救行動。廖承志、潘漢年、連貫等人接到電報，馬上組織營救。
當時的香港街頭遍布日偽特務，尋找四處躲避的文化人士難如登天，要突破封鎖進行轉移更是困難重重。該如何執行這場營救行動呢？廖承志想到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即東江縱隊的前身）。
廣州東江縱隊研究會會長黃彥輝稱：“東江游擊區距香港最近，精通粵語、熟悉地形，能開辟粵港交通線。如果沒有武裝力量救助與護送，是無法在日寇嚴密封鎖的險惡情勢下將文化精英救出來的。”
1942年1月初，鄒韜奮、茅盾夫婦等20多名文化人士在東江縱隊護送下，從香港撤離到東江縱隊駐地白石龍村。
鄒韜奮激動地說：“這次轉移讓我們意識到沒有人民的槍桿子就沒有人民的筆桿子，兩者結合才能把日本侵略者掃出國門之外！”
1943年12月2日，中國共產黨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基礎上擴編成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東江縱隊是開辟華南敵后戰場、堅持華南抗戰的重要力量，在遠離主力、孤懸敵后的情況下，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緊密依靠群眾，轉戰39個縣市，威懾著敵占大城市廣州和香港，對日偽軍作戰1400多次、斃傷俘敵9500多人，繳獲各種槍支6500余支、炮25門，有效牽制了數十萬日偽軍，譜寫出了華南抗戰的壯麗篇章。
東江縱隊嚴明的紀律，為一次次戰斗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東江縱隊的前身之一——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在大嶺山建設抗日根據地期間，游擊隊戰士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獲得了當地百姓的熱情支援。
在游擊戰爭期間，部隊流動性大，戰斗頻繁，環境極其艱苦，又缺少教育材料，但是部隊從上到下都非常重視對黨員的教育，許多領導干部以身作則，親自給黨員上黨課。
1941年9月，第三大隊副大隊長鄔強和政訓員陳志強率領第二中隊，奮勇堅持大嶺山的反頑斗爭。陳志強這位老紅軍干部抓住戰斗間隙，在大山深處的茅寮里給全體黨員上了兩次內容豐富意義重大的黨課。
第一次黨課講黨的理想和當前的形勢任務。他闡明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樹立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斗爭到底的堅強信念。同時又指出，當前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打敗日本侵略者，求得中華民族的解放，只有完成了這一偉大任務才能談得上逐步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第二次黨課講黨性問題。“黨性”這個名詞，大多數黨員還是第一次聽到，大家聽了不僅覺得新鮮，而且備受啟發，認識到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增強組織紀律性，時刻記住黨的利益高于一切，要為黨的事業英勇獻身。
在大嶺山地區正處于頑軍瘋狂進攻的艱險時刻，政訓員講的這兩堂黨課，對于幫助全體黨員堅定信念，增強信心，提高戰斗意志，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1944年2月，東江縱隊政治部頒布《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隊員服役撫恤獎懲暫行條例》，該條例（十一）中對違反紀律的行為作出具體規定。
條例（十一）規定：“凡違犯我隊政治紀律與軍事紀律者，按情節之輕重，分別給予勞役、禁閉、撤職、降級、開除隊籍，以至槍斃的懲罰。”
1945年，針對少數違反隊規的現象，東江縱隊發布第五號通告。通告稱，“查最近不少歹徒假冒本隊名義強迫殷富借錢借槍，間亦有本隊人員違反隊規，亂作胡為，此種情形不獨破壞本隊信譽，且足以破壞軍民團結，擾亂地方秩序。妨害抗戰大業，本隊必嚴予究辦和取締，嗣后凡本隊人員在外一切籌借事宜，如無支隊以上機關印信為憑，概屬無效”。
朱德總司令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所作的軍事報告中，將以東江縱隊為主力的華南抗日武裝，與八路軍、新四軍一同并稱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東江縱隊成立四十周年時，王震同志曾親筆題詞，“南粵先鋒，海外蜚聲，艱苦風范，永繼永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偉大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以東江縱隊為代表的惠州人民抗日武裝在長期征戰中，鑄造了卓越的功績，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惠州目前擁有與東江縱隊有關的歷史遺址遺跡39處，其中惠州市東江縱隊紀念館，是廣東省和惠州市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中共黨史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