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這是自號“六一居士”的歐陽修對“六一”的解釋。不難看出，琴在歐陽修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琴很早就成了中國文人必修的樂器，《禮記·曲記》云：“士無故不徹琴瑟”，就像玉一樣，君子無故不去玉，也不會輕易將琴拋下，所以有“君子之座，必左琴而右書”的說法。
歐陽修自年少便與琴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三琴記》中，他寫道：“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詩經》中的鄭風、衛風被認為是靡靡之音，是君子不樂意聽的音樂。天圣五年（1027年），時年21歲的歐陽修落第南歸，寫下了“揮手嵇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忘憂”的詩句。
四年后，歐陽修在洛陽任留守推官，留守推官本無具體政務，屬于閑官，再加上留守錢惟演很看重歐陽修的才華，“不攖以吏事”，這讓他有大量的時間結交洛陽文人，并與他們詩酒酬酢、游園登山，在鐘靈毓秀的古寺名泉之間，時常以琴自娛。是年六月，歐陽修與好友在普明寺后園聚會，園中流水潺潺，翠竹亭亭，在竹林下鋪席就座，把酒臨風，彈琴煮茶，他寫道：“拂琴驚水鳥，代麈折山花。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盡得自適之樂。
明道二年（1033年），歐陽修去隨州省親，途中，他“抱琴舟上彈，棲鳥林中驚”，感嘆“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三年后，歐陽修因事被貶夷陵（湖北宜昌）縣令，當時夷陵荒遠落后，但是靠山臨水，風景優美。歐陽修更是經常“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橫琴”以排遣內心失意。琴成了他抒情言志的載體，游瑯琊山，見瑯琊諸峰林壑幽美，他“止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此后更有“飛帆洞庭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援琴寫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的詩句。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隨著政務日漸繁忙，歐陽修彈琴的時間也越來越少，但對于琴的喜愛，從來沒有在記憶里淡化。他不但彈琴、聽琴，亦藏琴。他有古琴三張：“其一金徽，其一石徽，其一玉徽。金徽者，張越琴也；石徽者，樓則琴也；玉徽者，雷氏琴也。”出于熱愛，他還結交了一些彈琴之人，或向他們學習，聽他們彈琴，或為他們作詩寫文。
慶歷六年（1046年），歐陽修作《醉翁亭記》，太常博士沈遵仰慕歐陽修，親赴滁州，并作《醉翁吟》，后來親自為歐陽修彈奏了此曲。作為回報，歐陽修為此曲填詞，還寫下《贈沈遵》，其中一句“愛君一樽復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贊美其高超的琴藝和超然物外的人生態度。
琴之于歐陽修，是友伴，也是養身良器。歐陽修認為琴曲“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寫其幽思”，琴聲平和靜定，有助于調節心氣。心病可醫，身體之疾也可醫。《琴枕說》記載：“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為可。”他通過彈琴來運動手指，達到血脈暢通的效果。
“琴者，禁也。所以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琴還擔負起了禁邪正心的道德責任。嵇康說：“眾器之中，琴德最優，能盡雅琴，唯至人”。在各種樂器中，琴最有君子之德，所以又有“養德于琴”的說法。在歐陽修看來，琴是載道之器，有助教化。在《送楊寘序》中，他說：“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他認為琴在眾器之中最有“節之”“和之”的功能，他將琴聲與上古言語、圣人文章以及《周易》、《詩經》等儒家經典并提，在歐陽修心中，琴音就像是古代圣賢，其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儒家有言：“移風易俗，莫過于樂”，琴聲中正平和，純古淡泊，自古以來就被視為雅正之音的代表和儒家禮樂的象征，承載了儒家的人格理想。
“琴聲雖可聽，琴意誰能論，君雖不能琴，能得琴意斯為賢”。然而“官愈昌，琴愈貴，而意愈不樂”“乃知在人不在器”。在《書琴阮記后》中，歐陽修表示，琴之樂，并不在于琴本身的品質有多好，而在于彈琴的人內心是否澄澈、快樂。若是彈琴之人，被聲名所累，為利祿所圍，那便很難體會到琴之樂。琴之樂，應是平和之樂、自在之樂。正是愛琴，深受琴聲感染，所以在面對世俗紛爭時，歐陽修能葆有一顆澄澈之心。（范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