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正事業觀，堅定理想的主心骨

事業觀是人們關于事業方向和事業道路的看法，決定著人們采取什么樣的事業態度、遵循什么樣的事業精神、追求什么樣的事業目標。一個人有什么樣的事業觀，決定著他如何對待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一個領導干部有什么樣的事業觀，關系著黨的事業發展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入黨時宣誓：“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公職人員入職后進行憲法宣誓：“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努力奮斗。”由此可見，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的事業觀，就應是為人民利益不懈奮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懈奮斗。

年輕干部處在事業的初期，在事業觀的樹立上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別。有的年輕干部能夠主動把個人融入黨和國家的事業之中，立足本職崗位，積極作為、干事創業，很快成長為棟梁之材，在實現個人事業目標的同時，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增添了絢麗的青春風采。雖經各種風雨，但卻能始終巋然不動。但同時，有的年輕干部因為事業觀出了問題，或者根本就沒能樹立正確的事業觀，不知道自己工作為了什么，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對黨的事業毫不關心，對人民群眾毫無感情，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環境中沒能經受住考驗，出現了各種問題，釀成了一系列悲劇，值得深刻警醒和反思。

警示案例

在順風順水中偏航

——江西省某縣級市原市委副書記周某案警示

“這里面只有收了錢的人才會進來，我哪里收錢了？我馬上要當縣長了，這肯定是誰在害我！”2020年8月28日，在被帶往留置點的路上，江西省某縣級市原市委副書記周某焦急地和辦案人員爭辯著。就在此前不久，周某還是縣長的熱門人選。周某本來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卻因為沒能擺正事業觀而變質，淪為違紀違法分子。

仕途“一帆風順”，少的是墩苗積淀

1980年出生的周某成長在一個干部家庭。大學畢業后，他從街道干起，后被提拔為區團委書記。2008年，27歲的周某被任命為該區某鎮鎮長，一年后出任某鄉黨委書記。2011年，30歲的周某通過競爭性選拔成功入圍某縣副縣級領導干部任用人選，并被任命為該縣縣委常委、縣委辦公室主任、縣委統戰部部長。“少年得志”“前途不可限量”的聲音，在他耳邊此起彼伏。他的心中滿是激動、得意和榮耀，也曾立志在新的崗位上撲下身子好好干番事業。

不過，表面的光環和現實的遭遇卻形成了強烈“反差”，造成了周某心理上的極大“落差”。他任職的縣是一個人口小縣、財政弱縣，周某發現，縣委辦公室主任負責的開支只有他在鄉鎮時的三分之一，似乎還不如做鄉鎮主官那樣有存在感。加之遠離市區，周某平時幾乎不能回家。自己雖然級別變高了，但實際收入卻有所下降，想給孩子多報培訓班都要精打細算。周某的意氣風發被現實潑了一盆冷水。

實際上，與周某同一批被提拔的副縣級領導干部中，只有3人被任命為縣區黨委班子成員，周某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周某沒有看到組織對自己的培養，反而認為受了冷落。年輕氣盛的他社會閱歷相對不足，又沒有足夠的沉淀積累，這就導致他對黨的事業與個人事業之間的關系產生了認識偏差，事業觀發生了顛覆。

最突出的變化表現在工作方式上。在鄉鎮時，周某是同事口中為人和善的年輕領導，在矛盾最多、難度最大的拆遷工作中，周某就是憑借這一性格特點得到了不少當地群眾的支持，曾經創造了40天無一例上訪的記錄。但自此之后，他認為自己不僅能夠獨立做事，而且老同志做不好的工作他也能完成。尚未經過沉淀就膨脹的心讓周某開始享受朋友的奉承，助長了他的自鳴得意。這種飄飄然的情緒容易轉化為工作上的盲目自信和絕對強勢。市里的一些干部記得，在擔任常務副市長和市委副書記期間，周某會以非常嚴厲的方式推進工作，有時一點小事不合他意，便會大發脾氣。

八小時外飯局不斷，吹捧奉承之外，全無情誼可言

隨著自己職位越高，周某發現，能夠交心的朋友越來越少。有段時間，他本想找朋友聊聊天，排解一下心中的苦悶，卻無奈地發現，但凡有點交情的朋友，在自己當上縣委常委后，“三句話不離請托辦事”，吹捧奉承之外，全無情誼可言。究其根本，就在于他平常交的都是“酒肉朋友”。據反映，周某經常吃吃喝喝，八小時外飯局一直不斷，在黨的十八大后也不知收斂，這造成了他的社會聲譽不斷下降。

在縣委任職后期，周某幾乎每周末都回到市里吃飯，有時還主動組局。雖然組織上曾多次提醒他注意吃喝和交友問題，但被虛幻的吹捧沖昏頭腦的周某卻毫不在意。2017年前后，社會上漸漸傳言周某和市里某黑惡勢力有著密切往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周某有些悔不當初，“我后來才知道，包括涉黑涉惡組織成員在內的一些人，只因參加了我在場的一個飯局，便號稱和周市長關系很好，到處吹牛，給自己謀好處”。

小節不保，終累大德。常年在經濟社會發展一線工作的周某，對紀法約束充滿抗拒，甚至認為監督就是“找茬”。仕途的順利更讓他放松了自我要求，他甚至錯誤地認為只要工作做得出色，吃吃喝喝不是大事。這背后反映出一名年輕干部的自滿與傲慢，更是他對黨紀國法的輕蔑與無知。

在模糊的政商關系中沉淪，掉入溫情陷阱

周某在擔任鄉黨委書記期間，正值市區向東擴展的階段，他所在鄉鎮是城區建設的前沿地帶。抓好當地經濟發展工作，對于從未在農村生活過的周某來說并非易事。但他善與人打交道的性格給工作帶來了很大助力。時任鄉長回憶稱，周某“很隨和，很好溝通”，到任不久就和當地干部打成一片。他朋友多，飯局多，時常能夠邀請做企業的人到本鄉走走看看，推動招商引資工作。

擅長社交既幫助周某打開工作局面，也在不知不覺間開始給他帶來負面影響。拆遷過程中，蔣某某、李某某二人成了周某的朋友。與其他直接用錢向周某示好的老板不同，絕大多數時間，蔣李二人對周某只談感情，不提要求。在周某看來，他們爽快大方，不給自己惹麻煩，還是難得的傾聽者。他們帶周某逛街消費，和他套近乎，但并沒有表現出要他幫忙辦事的意思。有時他們還會主動提醒周某，與某某老板交往不要過于親密，以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如果生活上需要錢，可以從他們那里拿些用。有一次，因為工作繁忙不能照顧家人，周某表達了不想繼續干下去的想法，蔣某某適時鼓勵他，你還年輕，起點很高，現在放棄大好前途未免可惜。在十幾年的交往中，周某感到，蔣李二人是真心為他著想，焦躁時予以安慰，失落時提供精神支持。周某升任縣委常委后，每年春節，兩個老板都會到他家拜年。李某某后來還管周某的父母叫起干爸、干媽。

“圍獵”者通常先取得對方的好感和信任，再適時提出要求，蔣李二人也不例外。在與周某的密切接觸中，他們了解到他對錢的需求，也深知他明確提出的底線：直接送錢請托辦事，是絕對行不通的。他們選擇為自己的真實目的罩上友誼的面紗，十余年間，每年拜年都會留下一兩萬元的紅包。

周某也曾有過“無功受祿”的不安。蔣李二人第一次留下紅包的2011年，周某剛到縣里任職。那時的他對紀法規定只有大致印象，自信地認為蔣李二人已不再是他的管理服務對象，可以當作純粹的朋友。紅包是朋友之間的禮物，與權力毫無關系。同時，他還有一點私心。相比于老板上千萬元的年收入，這一兩萬元不過是九牛一毛，對周某來說卻不是小錢，“感覺他們給我錢，就像扶貧一樣”。

辦案人員介紹，周某最反感唯利是圖的人，但如果先和他成為朋友，再請他辦事，他就容易自我麻痹，認為這是對朋友盡仁義之責。所有給周某送錢的朋友，他最后都幫了忙。很顯然，周某將蔣李二人給他送錢與請他幫忙完全分開，后來在子女上學、承接工程等方面為他們提供幫助。殊不知，這一個個紅包和一次次請托早已構成權錢交易的事實。

周某在反思時，將自己比作期貨，“如果性價比不高，誰也不愿意投資。我已經明確講過違規的事不會做，他們再送給我錢，出于朋友情誼還是大過‘圍獵’的可能吧”。他的這一觀點，卻在商人朋友的那里被徹底否認。蔣某某曾說，和前途好的領導干部交朋友，對我們總沒有壞處。他這么年輕，希望他走上縣委書記的崗位后，我們可以從他身上獲取更大的利益。

從周某做鄉鎮主官開始，商人老板就開始對他進行感情投資。一方對金錢的私心和另一方對未來回報的期待與友誼交織在一起，暫時掩蓋了利益交換的實質。缺乏沉穩判斷力的周某能夠分辨一些老板表面的功利，卻沒有看清自己與蔣李二人友誼的復雜性，最終被假象迷惑，掉入溫情陷阱。

2020年8月，周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2021年1月，因受賄126萬余元，周某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七個月，并處罰金30萬元。

周某作為一名年輕的黨員領導干部罔顧組織培養，事業觀嚴重坍塌，律己不嚴、甘于被“圍獵”，在人生的上升期急轉直下，一下子跌到了谷底。面對著曾經的輝煌，他只有無盡的悔恨和遺憾。廣大年輕干部要從周某案中汲取事業觀不正帶來的慘痛教訓，無論順境還是逆境，始終保持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矢志前行、久久為功，唯有如此，方能夠行穩致遠，干出一番事業。

來源：摘自中國方正出版社《年輕干部廉潔教育案例讀本》（原標題：年輕干部廉潔教育丨把正事業觀，堅定理想的主心骨〔內附警示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