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寄鵬，1961年6月出生，1981年10月參加工作，1983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江西省原清江縣劉公廟公社（鄉）干部、管委會副主任、黨委委員、副鄉長，江西省樟樹市洲上鄉黨委委員、副鄉長，江西樟樹起重機械廠黨總支副書記、廠長、黨委書記，樟樹四特酒廠廠長、黨委書記，樟樹市政府市長助理，江西四特集團總經理、黨委書記，樟樹市委常委、副市長，宜春市經濟貿易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宜春市公路管理局局長、黨委副書記，宜春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副廳級）。
2020年5月15日，江西省紀委監委對鄧寄鵬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并采取留置措施。2020年11月9日，經江西省委批準，江西省紀委監委決定給予鄧寄鵬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2021年4月20日，江西省萍鄉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鄧寄鵬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犯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犯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處罰金二百萬元。
2020年5月14日晚，時任江西省宜春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的鄧寄鵬尚在宴飲作樂，酩酊大醉之際，在席間狂稱“我問題不大，這次頂多按‘第三種形態’處理”。然而，不到24小時，他就被江西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帶走留置。
霸道專權，把“一把手”當擺設，“二把手”拍“一把手”的板
有魄力、敢擔當，對黨員干部來說是可貴的優點，但前提是要秉持一顆公心，守紀律、講規矩，不摻雜個人私利。在不少人眼里，鄧寄鵬也是個“有魄力、敢擔當”的人，然而，他的“魄力”卻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的“擔當”卻是凡事個人說了算。
早在2000年，在江西省政府主辦的全省食品展銷會上，時任四特酒廠廠長的鄧寄鵬為打垮省內其他白酒品牌，包攬了當時主會場八一廣場四大板塊區域內的所有廣告位，意圖將全省的食品展銷會變成四特酒的推銷推廣會。在省經貿委等有關部門的干預下，也不罷休、不讓步，且組織100多名職工到南昌集體上訪，絕不讓出廣告位。同時，他還違反外匯管理有關法規，在南昌及江西省內其他市場投放“美元四特酒”（每瓶四特酒中都有一美元），受到有關部門處罰后，仍不收手，堅決不改、屢罰屢犯。
在任宜春市公路局局長期間，鄧寄鵬明知大額資金調動需經過集體研究，國家的資金不能借給私營企業，但為了小團體利益，他大筆一揮，兩次擅自決定從宜春市公路局挪用資金3000萬元幫“好哥們”的企業拆借“過橋費”。上馬項目完全憑喜好，在未經批準，未立項的情況下，先斬后奏，擅自決定對宜春境內部分國省干線提前實施大中修，總額突破1億元以上，特別是其中的高安黃付線的大中修項目，“如此任性，只是因為我是高安人，為家鄉做點事，有面子。”
在鄧寄鵬看來，制度就是“橡皮泥”，是可以任意拿捏的，規矩是“紙老虎”，用來嚇人的。只要自己想干的事，就沒有干不成的。長此以往，養成了一種突破制度、規章辦事的習慣，他推進的項目可以不招投標，實施的“三重一大”事項可以不上會，重大事項可以不報告，什么“高壓線”都敢踩，什么底線都敢突破。
隨著職位升遷，鄧寄鵬的權力大了，脾氣和架子也大了，形成了一種“唯我獨尊”的作風。他喜歡“老板”這個稱呼，自稱在宜春市公路局任局長、黨委副書記八年，同事、下屬就叫了他八年“老板”。中層干部見到他就像老鼠見到貓，話都不敢大聲說，到他辦公室匯報工作，不得超過5分鐘，除非他高興，否則就是“不識相、找罵挨”。
2018年5月，鄧寄鵬被提拔為宜春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在經開區是“二把手”，但他擺不正位置，一直適應不了“角色轉換”，不管是重大項目建設、重大資金安排、重大工作部署，還是干部人事安排，他都要“一言九鼎”，無視黨的領導和民主集中制，以主任辦公會代替黨政聯席會，把黨工委書記當“擺設”，“二把手”拍“一把手”的板。他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哪怕在民主生活會上也拒絕他人提出任何批評，誰不聽話就找誰的茬，訓人、罵人的做派沒有絲毫改變，經開區所有縣級干部都被他罵了個遍。
“一把手”是黨的事業發展的領頭雁，是黨政領導集體的“班長”，在一個單位、一個地方來說手握重權、責任重大。鄧寄鵬從30歲開始就長期擔任“一把手”，但他卻將這一切全部歸功于自己“有本事、有能力”，忘記手中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把“班長”當成了“家長”，公器私用，肆意妄為，迷失在權力里，再加上外部監督乏力，使其錯誤長期得不到糾正，最終釀成大患。
貪婪無度，斂財四千余萬元，認為當大官發大財才能體現自身價值
1991年是鄧寄鵬陰陽兩面人生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他還是騎著自行車走村串戶，與農民打成一片的鄉干部。
1991年，鄧寄鵬當上江西樟樹起重機械廠廠長后，由在鄉里天天騎的自行車換成了與縣委書記、縣長同等待遇的吉普車、轎車，由住在農民家變成了住“三星”以上的賓館酒店，由天天跟農民打成一片變成跟企業老板廝混，由吃農民餐桌上的粗茶淡飯變成了品嘗由老板買單的山珍海味，由走村串戶變成了進歌廳舞廳按摩廳。
就在這一年，鄧寄鵬人生中第一次收了別人的錢。1991年春節前，一位基建老板到他辦公室送了1000元紅包，丟下就走了。當時鄧寄鵬一直忐忑不安，擔心被人發現、舉報，惶惶不可終日，但又舍不得將錢退回去或者上交，等到幾個月過去了，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他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之后，又一位基建老板送了一套價值2000元的家具給鄧寄鵬，這一次，他毫不猶豫地收下，心里害怕的感覺也消失了。但這一次卻沒那么“幸運”，樟樹市紀委在接到群眾舉報后對鄧寄鵬展開調查，不過最后因證據不足無法查實，使他僥幸逃過。他非但不深刻反省，反而不依不饒，跑到市委書記那里以辭職不干相要挾、討要“說法”，迫使當時樟樹市紀委有關領導到企業為他“正名”，消除影響。
沒過多久，鄧寄鵬又收受了同一基建老板5000元賄賂，這一次更“不走運”，他直接被樟樹市檢察院帶走接受調查。然而，因為鄧寄鵬事后給對方打了一個借條，最后也沒有查實。先后兩次被調查，鄧寄鵬當時以為徹底完蛋了，“但沒有想到的是，兩次都僥幸逃脫了。”
僥幸的種子在內心生根發芽，鄧寄鵬的膽子漸漸大了起來。1998年至2004年，他在任四特酒廠廠長期間，與商人王某某先后成立三家公司，在未出資的情況下，自己擔任董事長，王某某擔任總經理。鄧寄鵬利用職務便利，幫助這幾家公司承接四特集團酒盒包裝業務。為感謝鄧寄鵬的幫助，王某某給鄧寄鵬“分紅”、送房、送物，價值近280萬元。
鄧寄鵬不但“收”得心安理得，還“要”得理直氣壯。2003年，他看上了高安市八景鎮旁邊一塊占地近20畝的“風水寶地”，便向王某某開口，王某某出資40萬元把這塊地給他弄到手之后，他在里面建設山莊別墅、種名貴樹木、挖塘養魚，取名“好運山莊”。
鄧寄鵬在高安市八景鎮受賄地塊上興建的“好運山莊”中的一幢別墅。（江西省紀委監委供圖）
任宜春市公路局局長之后，鄧寄鵬的實權更大了，加上他“霸”名在外，又敢突破規矩辦事，就間接地向社會上傳遞出一種信號：只要找到鄧寄鵬事情就好辦，也只有找鄧寄鵬事情才好辦。于是，圍在他身邊的商人老板越來越多。
鄧寄鵬在這些老板身上將“權力變現”發揮到極致：為商人胡某某在工程建設、土地開發、掛靠公路局下屬企業承接項目、工程造價上以及招投標等方面大開“綠燈”，收受胡某某賄賂高達2000余萬元，其中單筆受賄就達上千萬元；收受綠化工程老板周某某賄賂250萬元；收受裝修工程老板曹某某、賴某某賄賂50萬元……八年時間，在工程建設方面鄧寄鵬斂財超過3000萬元。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沿著鄧寄鵬腐敗變質的軌跡梳理發現，自他調到企業當“一把手”開始，就完全放棄了政治理論學習，認為“學政治、學理論是虛的，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也產生不了實際經濟效益，還要浪費時間，耽誤工作，影響生產”。他從骨子里反對學習，不但自己不學，也反對別人學，長期不過組織生活，讓自己完全游離在黨組織之外，變成了事實上的“編外黨員”。
思想上滑坡、精神上蛻化，必然導致認識上模糊、行動上偏離，導致他在金錢和欲望面前失去自我，最終形成了畸形的人生觀、價值觀，認為“男人要么當官、當大官，要么發財、發大財，只有這樣，才能體現男人的價值。”就這樣，鄧寄鵬從最開始的1000元到后來單筆就收1000萬元，受賄總額高達4300余萬元，徹底把自己變成了金錢的奴隸。
好大喜功，大搞形象工程，與時任宜春市委書記“一拍即合”
黨員干部干事創業一定要樹立正確政績觀，要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要求真務實、真抓實干，做工作自覺從人民利益出發，決不能為了樹立個人形象，搞華而不實、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而鄧寄鵬的所作所為卻與之背道而馳。
據辦案人員介紹，他非常擅長做表面文章，喜歡干面子工程，熱衷于在各類考核中爭第一，在各類評先評優中出風頭，而根本不顧工作實際效果好不好，對人民有沒有益，是否有助于當地改革發展大局。
在宜春市公路局任局長期間，鄧寄鵬采取資產資本化、項目管理企業化、投資融資市場化的辦法，組建交通投資集團，融資近30億元，大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就是為了在上級面前“有面子、有位子”。至于這些籌集的資金拿什么去還、能不能還得起，他從不去想，也不敢去想，認為“只要能‘騙’到錢就是‘英雄好漢’”“還不還得了與我無關，只要在我當局長期間不‘暴露’就行”。
2018年6月，鄧寄鵬在被提拔為宜春經開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后，考慮到自己臨近退休，想盡快通過道路改造和綠化亮化做出政績。為了在宜春市委、市政府開展的2019年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和黨的建設情況巡查測評工作中獲得好評，鄧寄鵬不顧經開區年財政收入低的實際情況，決定實施經開區經發大道、春風路綠化景觀提升改造工程。不顧宜春氣候條件，在專業人員明確告知加拿利海棗樹等易受病蟲侵害不適宜在宜春栽種的情況下，執意大量種植加拿利海棗樹等高價樹種，致使所栽苗木出現高死亡率，相關工程預算達1.6億元。
彼時，宜春市除了鄧寄鵬，還有一位同樣好大喜功、愛搞面子工程的領導干部——市委書記顏贛輝。顏、鄧二人是高安老鄉，過從甚密，宜春市某干部告訴記者：“鄧寄鵬能在臨近退休的年齡當上副廳級領導干部，跟顏贛輝力排眾議極力舉薦分不開。”
據了解，顏贛輝回到宜春任市委書記不久，也想趕緊做出一些“成績”，替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在這樣的背景下，宜萬同城快速通道項目“應運而生”。這是一條連接宜春中心城區與萬載縣的一條城市道路，按雙向六車道城市道路標準修建，是宜春歷史上投資最大的項目。
顏贛輝在提出這個項目之后，第一時間交辦鄧寄鵬去做前期工作。既然市委主要領導發話了，不管項目是否可行，有沒有必要，在鄧寄鵬這里全部變成可行，全部變成很有必要，他千方百計把領導“意圖”變成現實“藍圖”，在四個月內就“高效”完成了項目可行性報告和初步設計方案。在未經論證、未征求專業機構意見、未經民主決策的情況下，該項目上馬動工，埋下不少風險隱患。顏贛輝、鄧寄鵬等人相繼被查后，宜春市委繼任主要領導對此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
政績觀是一面鏡子，考驗理想信念，體現責任擔當。要以造福人民為最大政績，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要把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結合起來，不搞華而不實、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不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政績工程”；要切實抓好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既做顯功也做潛功，久久為功，一錘接著一錘敲，才能創造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
頂風作案，不忠誠不老實，中央八項規定出臺當月花百萬公款買茅臺酒搞接待
對黨忠誠，是共產黨人首要的政治品質，是每個黨員入黨宣誓時的莊嚴承諾。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覺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而鄧寄鵬在黨的十八大以后，面對全面從嚴治黨新形勢，頂風作案，變本加厲，對組織毫無忠誠可言。
2012年12月4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央八項規定，堅決滌除“四風”積弊。就在這個月底，鄧寄鵬為了提高接待標準、接待檔次，擅自決定調動公款100萬元，派專人專車到貴州去購買茅臺酒，明目張膽地和黨中央、省委的規定對著干。有客商來了，陪客商喝；沒有客商來，到企業食堂喝，變著法子喝；甚至工作日中午也喝，感覺“八項規定出臺前后沒有什么區別”。
為了圖享受，鄧寄鵬對宜春市公路局的辦公大樓進行大改造，一切向“豪華”看齊，按“四星級”標準裝修，他自己的辦公室面積80多平方米外加15平方米休息室，還專門配備了空氣凈化器。除了工作用車之外，還在企業配備了進口三菱越野車和豐田霸道越野車，方便自己野外垂釣之用。經常出入私人會所吃吃喝喝。到縣里去調研時，喜歡熱熱鬧鬧、前呼后擁，縣委書記、縣長不來作陪喝酒還不高興，耍態度。在明知非法持有槍支、彈藥是犯罪行為的情況下，因愛好射擊，私自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目無法紀、心無敬畏的程度令人咋舌。
在任宜春市公路局局長期間，關于鄧寄鵬的問題反映一直不斷。他先后八次被組織函詢或信訪調查。對待這些函詢和信訪調查，他認識上不到位，思想上不重視，要么請人代寫函復材料，自己照搬照抄后上報；要么提供虛假材料，編造各種理由和事實欺騙組織，掩蓋真相。絲毫沒有把組織的函詢看作是對自己的關心和提醒，反而覺得組織小題大做，跟自己過不去。“總之，面對八次函詢及信訪調查我都過關，我便認為自己沒有多大問題，心中更加無敬畏，行為更加無戒懼，僥幸心理十分嚴重。”
2019年10月，經江西省紀委監委主要領導批準，有關室對鄧寄鵬函詢回復情況進行抽查，發現其相關問題線索。鄧寄鵬聽到風聲后，上躥下跳找關系打招呼，找涉案老板串供，購買多部“老人機”，用他人名義開辦電話卡，將收受的100余箱高檔酒轉移至信得過的老板家中藏匿，還派人到上海請教“專業人士”應對之策，甚至搞“假投案”“假自首”，花樣百出、無所不用其極。
鄧寄鵬收受的部分高檔白酒。（江西省紀委監委供圖）
被留置之初，鄧寄鵬態度極不配合，交代問題四處“挖坑埋雷”，誤導審查調查方向，妄圖為日后翻供埋下“伏筆”。他甚至還編造、夸大在當地有一定影響力的企業家向其行賄的事情，意圖通過企業家之口為自己“喊冤叫屈”。
留置期內，江西省紀委監委審查調查組堅持不懈做鄧寄鵬的思想政治工作，幫助其進行深刻的自我剖析。“四個多月以來，我反省了自己目無法紀、狂妄自大的錯誤行為，拷問了自己寡廉鮮恥、毫無人性的骯臟靈魂。現在，我徹底想通了，徹底知罪、認罪、悔罪了。真正認識到，走到今天這一步，完全是自己貪財、貪權、貪婪的本性和自私自利、無情無義的德性造成的，是長期以來黨性缺失、不守規矩造成的，完全是咎由自取。”冷靜下來，把自己從各種身份、職務中剝離出來之后，鄧寄鵬終于認清了自己，也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沉重代價。
作者：劉一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