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博物院,珍藏著一支法蘭西鉛筆,據2021年3月核定公布的福建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錄,為三級文物。
這支鉛筆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時間追溯到1929年8月,朱德率紅四軍第二、三縱隊3000多人出擊閩中,牽制和分散國民黨“三省會剿”兵力。8月22日,部隊抵永春福鼎(今永春縣橫口鄉福中村、環峰村、福聯村)進行為期一周的休整。
當時正值盛夏酷暑,疾病流行,病號急增,糧食和藥品供應都很困難。即便如此,紅軍戰士自覺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紅軍炊事員下鄉買菜,路過一片南瓜地時,卻找不到主人。他將南瓜摘下來后,把“小紅包”系在瓜蒂上。農婦摘瓜時,打開“小紅包”一看是白銀,另有紙條寫著:“老鄉,買了兩個瓜,送上一塊銀元——紅軍。”農婦趕緊回屋給丈夫過目,丈夫也非常驚訝,沒想到新來的軍隊這么好。“這錢,咱不能要。”隨后,夫婦二人將白銀送到紅軍駐扎地。當時朱德正好在場,他告訴夫婦這是紅軍的紀律,不隨便拿百姓的東西。這就是當時流傳甚廣的“南瓜園里長白銀”的故事。
這樣的故事流傳很多,不勝枚舉。
那時紅四軍為了做好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的工作, 在每個連隊都設有三至五個宣傳員。每到一處, 運用寫標語、開群眾會、講演等形式, 宣傳黨的政策和紅軍革命宗旨。在福鼎,“共產黨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 歡迎革命的覺悟的工農分子加入共產黨”“農民組織農會,打土豪分田地”……刷在墻上的紅軍標語隨處可見。朱德還在郭氏家廟號召勞苦的工農群眾團結起來,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打倒土豪分田地,建立“世界大同”人民政權,更是撥動了窮人渴望翻身得到解放的心弦。
漸漸地,村民們從疑惑、躲避紅軍到認識、歡迎紅軍,把紅軍當成自己的親人,給他們以積極的幫助。福鼎行醫兼經營藥鋪的郭景云就是其中的一員。
郭景云利用祖傳偏方熬制湯藥,先后救治傷病員42人;帶領家人把龍興巖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部打掃一番,成為紅軍的“醫療站”;組織村民照料紅軍傷病號……
8月28日,朱德率部離開福鼎,回師閩西。臨行前,朱德特地來到郭景云家,把那支常伴身邊的法蘭西“作戰”鉛筆和一些銀元贈送給他聊表謝意,此外,還委托他繼續照顧無法行軍的40余名重傷病員。
紅軍大部隊撤走后,反動軍閥曾多次竄到福鼎,搜捕紅軍傷病員。為了紅軍重傷病員的安全,郭景云將他們分散安置在龍興巖、郭氏家廟,有的視病情住在群眾家里,或安排在山間紙寮里。
因為反動軍閥的封鎖,救治重傷病員的藥品受到管控,獲取極其困難。發動群眾進山采草藥,用“土方子”救治成為了唯一途徑。但是,如何教群眾識別采摘?郭景云想到了那支法蘭西鉛筆。郭景云用那支法蘭西鉛筆繪制草藥圖,組織一批進步群眾“按圖索驥”采制草藥,竭盡全力醫治重傷員。如今生活在橫口鄉的82歲老人曾玉藤,就是被郭景云醫治好的重傷病員曾四祥的女兒。
無論革命形勢如何嚴峻,郭景云一如既往醫治傷病員,而這支法蘭西鉛筆一直陪伴著他戰斗,成為其視若珍寶的“老伙計”。新中國成立后,郭景云把那支法蘭西鉛筆獻給福建省博物館(后更名為福建博物院)。
這只法蘭西鉛筆是朱德紅軍在永春等地開展革命斗爭和宣傳活動,醞釀“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和當地老百姓結下魚水深情的歷史“證物”,也是喚醒永春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堅定跟黨走、干革命的精神“藥方”。(作者:林燕英、陳躍虹,單位:泉州市紀委監委駐市委辦紀檢監察組、永春縣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