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1893—1969），浙江紹興人。歷史學家。
“能文能武的民族英雄”
范文瀾是浙江紹興人，他家離秋瑾主持的大通學堂只有半里路。1907年夏天，14歲的范文瀾親眼見到清朝官兵到大通學堂強盜般抓走秋瑾，心中無比痛恨，埋下追求社會進步思想的種子。
1913年至1917年，范文瀾在北大學習，跟隨黃侃、劉師培、陳漢章等鉆研訓詁、考證之學，老師們認為他“頗堪傳授‘衣缽’”。1923年以后，范文瀾在南開任教職，講授經、史、文學課程，很受學生歡迎。192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龍講疏》出版，梁啟超在序言中稱贊其“考據精審”“使義無不明，句無不達”。后來，他又相繼出版了《群經概論》《正史考略》《文心雕龍注》，成為國學名家。
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爆發，范文瀾受到教育，從此確立革命信仰。他后來回憶說：“‘五四’運動沒有打動我的‘好古’根基……‘五卅’運動起來，才打得我半動。我參加天津市民大游行，從出發到回校，沒有掉隊，嗓子叫啞了。”不久后，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5月，反動當局要逮捕他，經校長張伯苓協助，范文瀾離開天津到了北平。此年秋季起，范文瀾在北京大學及師范大學、中國大學任教，教學繁忙，最忙時每周授課達30課時以上，后又擔任女子文理學院院長。“九一八”事變以后，范文瀾不顧危難，積極投身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斗爭，他與“教聯”“左聯”“互救會”有密切聯系，其住所實際成為黨的地下組織與左派團體秘密活動的場所。在白色恐怖氣氛下，范文瀾曾兩次以共黨嫌疑遭反動軍閥逮捕（第二次解往南京警備司令部，監禁4個多月），都幸得蔡元培等北平教授聯名營救出獄。因出獄后繼續受特務監視，不能再在北平公立大學任教。面對反動派的迫害，他無所畏懼，而把自己的命運與抗日救亡事業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1936年，范文瀾轉至開封，在河南大學文學院文史系任教授。講授的課程有中國上古史、中國文學史、經學、《文心雕龍》等，又同蕭一山、嵇文甫、王闌西一起主辦《風雨》《經世》雜志，進行抗日動員，產生了廣泛影響。次年爆發了“七七事變”，舉國進入全面抗戰時期。而對于范文瀾來說，此后的八年也是他學術和人生的關鍵時期。1937年秋，他與嵇文甫、馬致遠（即劉子厚）創辦河南大學抗敵工作訓練班，河大學生踴躍報名，學習內容是《中國問題》《游擊戰術》兩門課程。繼而由范文瀾帶領抗訓團學生，從開封—許昌—舞陽，一路為抗戰宣傳、動員做了出色的工作，后又到達信陽一帶。全團以紀律嚴明、團結一致成為河南救亡團體的模范，而范文瀾更以其精心嚴密的組織和誨人不倦的精神得到青年們的愛戴。1939年10月在延安出版的《中國青年》雜志刊登了署名鐵夫發自河南游擊區的長篇通訊《范文瀾先生》，詳細報道了他的事跡，稱譽他是“能文能武的民族英雄”。
范文瀾是在革命熔爐中，結合“活”的實踐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至此，他完成了由精通國學向唯物史觀的轉變。這一時期他寫有大量時評，用黨的抗日方針分析問題，論述深刻、犀利。他正式參加了新四軍，并于1939年9月在竹溝鎮新四軍駐地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恰好在此時，中共中原局決定，范文瀾轉移到延安。這個信息所傳達的，是時代對范文瀾的召喚。
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豐碑
1939年年底，范文瀾從河南確山抗日根據地出發，歷經險阻抵達陜北，次年初春到達延安。對于革命圣地，他向往久已，邊區所到之處蓬勃向上的景象使他無比激動。延安期盼著他，到達不久即被任命為延安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隨后，毛澤東就直接向范文瀾“交待了一件任務，要求在短時間內編出一本篇幅約為十來萬字的中國通史”。（葉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國歷史研究室》）按照黨中央的部署編寫一部中國通史，這在黨史上是第一次。這一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事件之所以在此時此地發生，并且由范文瀾承擔，乃是由于革命形勢的發展，已經確切具備了以下重要條件才有可能的。一是，全國范圍內抗擊日寇侵略的戰爭至此處于戰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一系列正確主張、方針政策，在全國人民之中贏得了崇高的威信，成為全國進步的燈塔。二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理論上已經成熟。其標志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實踐論》《矛盾論》等重要著作的發表，已分別對抗日戰爭的戰略策略、黨的理論基礎、糾正歷史上“左傾”機會主義教訓等作了深刻的總結，而剛剛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又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建設民主共和國的步驟描繪出清晰的藍圖。同時，毛澤東又一再論述學習歷史、總結經驗對于指導當前運動的重要性，據此，以唯物史觀指導撰著一部中國通史，對于認清中華民族歷史道路和歷史前途，就是一項意義重大而又十分迫切的工作。三是范文瀾具有淵博學識和深厚功底，又有很高的理論水平，滿懷革命熱情和責任感，確是擔當這一重任最合適的人選。正如周恩來所說，范文瀾原先專門研究漢學，以后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利用原先的知識來編寫中國歷史，就達到“運用自如”。
編著工作從1940年8月開始。關于如何寫法，范文瀾專門請教了毛澤東，毛澤東強調要采用“夾敘夾議”的寫法。開始時曾考慮集體編寫，歷史研究室七人都參加，由范文瀾任總編。但因交出來的稿子有的太詳，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組織上決定讓他“索性從頭寫起”，因此這部書實際上是范文瀾個人著成的。中國歷史悠久、內容豐富，以十幾萬字的篇幅顯然無法容納，中央充分尊重學者的意見，最后決定根據需要，“能寫多少算多少”。
當時，撰著通史的任務十分繁重，物質條件卻極為缺乏，范文瀾以超乎尋常的毅力，發憤寫作。榮孟源曾回憶：范文瀾一家三口住在一孔窯洞里，“靠窗處用幾塊木板支了一個大案子，是書桌，也是餐桌。案上有一盞小油燈……黑煙彌漫，火光如豆。范文瀾同志就是在這盞油燈下坐著一個木凳子，夜以繼日不停地伏案工作”。至1941年5月，只用了十個月時間，上古至五代十國部分（當時作為《中國通史簡編》上冊）撰成，25萬字，進展是如此順利、迅速！在極差的條件下綻開了這株20世紀中國史學的奇葩，這除了由于范文瀾嫻熟于傳統經史以外，主要還得力于他運用嶄新的科學歷史觀分析問題已達到熟練的程度，以及來到延安以后受到的教育、鼓舞，化成了他的非凡創造力而奔瀉于筆端。中國革命進展到今日，迫切需要中國共產黨人用新的觀點作指導，指點江山，評論千古，對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講出自己的系統看法，這一史學豐碑的建造，正是時代精神的體現——必須把這部史著與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與延安時期昂揚進取、艱苦奮斗的精神聯系起來，才能理解這一巨大成就是如何產生的。1941年9月，《中國通史簡編》上冊出版時，毛澤東作了很高評價，他認為，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佟冬《我的歷史》）
至1941年年底，范文瀾又繼續完成了兩宋至鴉片戰爭以前部分，至1943年與上冊合起來出版，定名為《中國通史簡編》，共56萬字。至1951年，在全國各地共刊行了8版，受到讀者熱烈歡迎。這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撰成的通史巨著，客觀地再現了中國幾千年歷史進程，揭示出歷史發展規律，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并代表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提出了大量新鮮的論斷；在內容上豐富而多層面（包括敘述政治狀況，階級關系，生產水平，制度沿革，人物活動，民族關系，學術文化等），尤其重視把握和揭示各個時代的特點，善于抓住歷史演進中的新因素，新動向；在敘述上，脈絡清晰，上下、中外貫通。它的完成，標志著中國通史的編纂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1943年，范文瀾到中央宣傳部工作，繼續撰寫中國近代史部分，至1945年離開延安時，已撰成從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部分，于1946年在延安出版（曾稱“上編第一分冊”，后來定名為《中國近代史》上冊）。本書造端宏大，材料新穎，深刻再現了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中肯地評價了各個時期的事件和人物，體現了革命性和科學性的高度結合。它的產生，標志著近代史研究達到了新的階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論斷，影響近代史研究達數十年。此書至1955年一共印行了9版，同樣受到讀者空前熱烈的歡迎。
教育影響了千千萬萬革命者
范文瀾的史學成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解放戰爭時，他任北方大學校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創辦了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并擔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主持日常工作，與郭沫若一同領導史學界。他不顧工作繁忙，一直從事《中國通史簡編》的修訂、重寫，使其內容更加宏富、精彩。至1965年，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共完成上古至五代十國部分，分為3編4冊出版，合計110萬字。這部書先后印行了數百萬冊。1990年5月，學術界隆重舉行范文瀾銅像揭幕儀式，戴逸深情地稱頌他“在歷史學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評價他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兩部著作“全面地、系統地闡明了中國的全部歷史，教育、影響了后代的歷史學家，也教育、影響了當時千千萬萬的革命者”；劉大年說：“至今提起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們仍然要首先舉出這兩部書。這種情形，近乎絕無僅有。”
毛澤東一直對范文瀾的史學研究給予充分關注和高度評價，他到外地視察，出行攜帶的書籍中必有《中國通史簡編》。1968年7月，在他們兩人都已是75歲高齡時，毛澤東讓女兒李訥給范文瀾傳話，說中國需要一部通史，在沒有新的寫法以前，要他按照自己的觀點、體系，把《中國通史簡編》寫完，一直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們兩人有長達30年的友誼，他們既是各自在政治領域和學術領域，代表了20世紀中國的時代精神，又同樣具有濃厚的中國民族的特色，因此彼此在精神上保持著強烈的共鳴。（陳其泰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