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先生的《夏鼐傳稿》，是考古學界期盼已久的一部學術史著作。這本傳記，按照夏鼐先生的生平經歷，用平實的語言，描述了這位杰出考古學家傳奇的一生。作者的記述，或追跡《夏鼐日記》，或訪求故友良師，或實錄親身經歷，所言、所記、所憶，如晤故人、如數家珍……讀來讓人感到既真實又親切。當年裴駰在評價太史公《史記》時曾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夏鼐傳稿》，文直事核，正是這種佳作。
這本書的價值，在于它描繪了中國考古學百年歷史的一個“鏡像”：看見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也照見了我們考古人自己。比如，夏鼐為什么選擇學習埃及學，科學的田野考古何以登陸中國，歷代帝陵為何不提倡主動發掘，中國的考古學家為何絕不涉足文物收藏……如此問題，林林總總，讀者都可以從這本書中找到自己的答案。1985年6月19日，夏鼐先生去世，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的胡喬木發表紀念文章，稱夏鼐是“當代中國考古學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考古學嚴謹學風的主要締造者”，細讀《夏鼐傳稿》，足證此言不謬！
夏鼐先生確為中國考古學史上的一座巔峰。“作為考古學家的夏鼐，是如何長成的”？《夏鼐傳稿》給了我們一些啟示：
一、天資聰穎、一生勤勉
夏鼐先生自幼熟讀詩書，過目不忘，顯示出卓爾不群的天賦。從春草池畔到黃浦江邊，從清華園到泰晤士河畔，夏鼐留下了一系列的求學“神跡”：就讀光華附中，學業成績曾高居年級第一；大學時作“魏晉南北朝史”課程論文，陳寅恪先生的批語是“所論甚是，是證讀史細心，敬佩，敬佩！”；參加公費留學考試，梅貽琦校長稱其成績為“歷年之冠”；素以嚴苛著稱的倫敦大學埃及學系，對夏鼐的博士論文《埃及古珠考》贊譽有加，稱其研究成果“至少有六十年的命運”，意指直到20世紀之末，該文仍將具有重要價值（該文被譽為二十世紀埃及學的杰作，現已出中文版和阿拉伯文版）。難能可貴的是，天賦超群的夏鼐，畢生保持了勤勉刻苦、嚴謹自律的治學習慣和學者風范，無論負笈求學，還是考古荒野，乃至旅途顛沛、臥病治療之時，他都手不釋卷，不曾懈怠，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師出名門、比肩碩學
師出名門而又比肩碩學，這是“考古學家夏鼐”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夏鼐的中小學老師，即不乏后來成為大學知名教授者，如復旦大學周予同教授、華東師大副校長廖世承博士、上海書法界名流馬公愚先生等；就讀清華園，受業于陳寅恪、錢穆、蔣廷黻等史學大家；留學英倫，得惠勒教授田野考古之真傳，還曾求教于埃及學權威皮特里教授；供職于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頗受傅斯年、李濟、梁思永之提攜與賞識……與此同時，夏鼐相與交游的同輩學友，亦不乏后來成為鴻儒碩學者，如吳晗、季羨林、錢鍾書、向達等。可以說，不同凡響的求學成長之路，使天縱其才的夏鼐注定會成為一位博采眾長、貫通中西的學術大師！
難能可貴的是，夏鼐并不盲從于學校的安排與導師的規制。中學期間，他就曾訂正呂思勉先生對“茹毛飲血”之誤解；在燕京大學就讀一年之后，他決計離開風景優美的燕京大學而投身心儀已久的清華大學，由社會學轉攻歷史學；留學倫敦大學，為了能夠掌握田野考古技術，謝絕葉慈教授的挽留而轉赴埃及學系；對于郭沫若、吳晗發掘明永樂帝長陵的提議，他也在完成定陵發掘任務之后，秉筆上書國務院禁絕此類發掘項目……由此可見，夏鼐其實是一位性格執著堅定的學者。
三、博覽群書、貫通中西
夏鼐自認為是“天生的讀書種子”，“念書成了癮，用功這字和我無關”。在燕京大學期間，夏鼐除了廣泛閱讀中文典籍，還給自己定下每天讀英文書100頁的任務。《夏鼐傳稿》中列舉了他的讀書目錄，使人不得不驚嘆其讀書之勤、涉獵之廣、用功之深！夏鼐讀書，有兩點值得一提，其一曰“讀經典”，凡所能夠見到的中外歷史與考古學名著，他幾乎是遍覽無遺，包括不少外文原著。1940年他啟程回國，隨身攜帶的西文書即有380余冊。其二曰“讀當代”，關注國際學術最新動態，始終站在國際學術前沿。在他那個時代，他大概是唯一與國際學術動態保持同步的中國大陸考古學者。
四、追求科學，求真務實
作為一名考古學家，夏鼐的突出之處還在于他的科學素養與科學精神。他力主將自然科學手段引入到考古發掘與研究中，碳十四測年法就是在他的大力推動下進入中國考古界的。再如河北藁城臺西遺址出土的鐵刃銅鉞和江蘇宜興周處墓出土的鋁片，一度成為學術界的熱點話題，但夏鼐力排眾議，堅持科學原則并組織進行分析測試，確認前者為隕鐵而非人工冶鐵，后者則系晚近擾入之物，澄清了冶金史上的兩大懸案。夏鼐本人還致力于考古學與科技史的研究。他在1984年發表的《中國考古學和中國科技史》一文里，將這些考古發現歸納為七個方面，包括天文和歷法，數學和度量衡，地學，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紡織、陶瓷和冶金，醫學和藥物學，農業科學。對這些內容夏鼐本人均有涉獵，成就非凡。
五、“兼通世界學術”
1998年，王世民先生在夏鼐自存本《考古學論文集》扉頁背面發現了一段文字，系夏鼐用毛筆抄錄王國維先生的一段話，應該就是夏鼐用以自勉的學術座右銘：“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可見，夏鼐一直是以“兼通世界學術”為人生目標的，這是何等的氣魄！正因為夏鼐在國際學術界的崇高地位，他成為當時國內接受境外榮譽稱號最多的學者之一，人稱“七國院士”。如日本著名學者樋口隆康所言：“他不僅對于國內考古學，而且對于國際上考古學方面的知識之淵博，涉獵范圍之廣泛，作為一個考古學者來講，也是無人可以與之匹敵的！”
最后要特別強調的一點，夏鼐先生是當之無愧的新中國田野考古奠基人。1945年，夏鼐在甘肅陽洼灣齊家文化墓葬的發掘中，第一次從地層學上確認了甘肅仰韶文化的年代要早于齊家文化，“標志中國史前考古學的新起點”；1950年，他帶隊實施新中國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在河南輝縣琉璃閣發掘戰國時代的車馬坑，在車身已朽的情況下，用灌注石膏的方法成功剔出大型木車的遺存，受到國際同行的高度贊許。他是新中國成立時唯一接受過西方田野考古專業訓練的學者，現下我們在田野考古中常常用到的一些技術方法和專業術語，從土質土色的辨認到熟土生土的區分，從墓葬找邊到剔人骨架，從建筑柱洞的發現到車馬坑的清理，從工地日記的編寫到標本材料的整理……凡此種種，莫不由夏鼐率先垂范，并在高校教育和考古培訓中得到推廣。
考古學家的傳記，其實就是考古人自己的歷史。受人尊敬的夏鼐先生，還是一個富有人格魅力的學者。他的日記中，常常有這樣的記錄：與考古所青年同事去做田野發掘，大家一起睡土炕通鋪，抵足而眠，大家笑稱“像是排葬坑”；考古工地伙食很差，新來的廚師問老廚師，先生們有什么口好？后者明言，“你喂過豬沒有？只要給他們吃飽就算了”；夏鼐與向達先生考古西垂，向達先生一時內急，不得不在廢墟旁解決問題，由此而深深自責，稱是“遺臭萬年”；“文革”期間，一位考古人被下放勞動，夏鼐安慰他，“考古人去挖土，其實還是在干本行”……我們仿佛看到一位穿著淡藍色布衫的長者，帶著一身的書卷氣，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讓歲月無法沖淡的背影……掩卷之時，我想起一位考古界前輩的話，“夏鼐先生是一個真正的學者”！
（作者：姜波，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