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底，我的導師蘇國勛老師心臟病突發，我得知后馬上趕往北京醫院ICU。因為疫情期間ICU不讓親友進屋，我只能守候在門口，乘醫生或護工進出大門的片刻向里探望。頭兩次都沒有看到蘇老師的身影，他因一夜未眠，到清晨才睡下。第三次，我終于看到他坐在病床上，和我一樣也在往門口急切地探望。就是在那個瞬間，我們相遇了，我看見了他那焦急的眼神，仿佛在告訴我，他身體根本沒什么大問題，很快就可以回家，讓我們不用擔心，不久就可以和我們把酒暢敘了。師母后來告訴我們，蘇老師有一次夢見他答應我們要買兩只烤鴨兩條魚和兩瓶好酒一起吃飯，結果發現自己沒穿衣服，急得直哭，醒了才發現是一場夢。有一段時間，蘇老師的病情稍有好轉，已回家調養。我們都松了一口氣，以為這樣的聚會夢也許很快就會實現。沒想到那天的對視竟然成了我們最后的見面。今年2月1日上午，我接到噩耗，心頭一陣揪痛，匆匆趕往醫院。一路上，從學蘇老師的往事在淚眼朦朧中一幕幕地浮現出來。

病中初識：“這樣的人”

得曉蘇老師的大名，當然是從他的經典著作《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開始的。那是我在大學期間看過的最讓人激動的書之一，也是引導我后來從哲學轉入社會學的啟蒙書。尤其是第一章從引述里爾克的詩開篇：

“這樣的人，總是如此時刻出現；

時代行將終結，其價值將重新評估，于是這樣的人，負起整個時代的重荷，把它擁入自己深邃的心懷。”蘇老師用充滿激情的神來之筆勾勒出馬克斯·韋伯“這樣的人”是如何用行動來化解緊張的：對學術一絲不茍的執著，對政治一如既往的關懷；懷著清教徒般的虔誠，卻異常冷靜清醒地面對“諸神之爭”；盡管家庭、疾病嚴重地困擾著他，卻全副身心投入繁忙的工作，頑強地證實著自己的生命行動能力。我被蘇老師筆下的韋伯所深深地打動，同時也生發了好奇：寫出“這樣的人”的人是怎樣的人呢？

到北大社會學系讀研究生后，我重讀了一遍《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再一次激動得難以自抑。我開始動念要去跟從蘇老師讀博。后來，在當時任職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科研處處長的沈原老師的引薦下，我終于有幸拜訪了蘇老師。初次的見面用“如沐春風”“故人重逢”八個字來形容真是太恰當不過了。蘇老師是長我26歲的名家，卻毫無架子，即使是初次與他談話，也沒有任何壓力，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我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讀大學時雖然地處偏遠、年紀尚輕，卻一腔“伏爾加河上的纖夫”般的悲懷，并帶著這種悲懷進京叩門。而這種悲懷一旦與曾處在80年代文化風暴眼的蘇老師相遇，頓時被激蕩、融化和提升。與其說我要追隨蘇老師去從事社會理論研究，還不如說我是被他身上那種英雄氣概和悲憫情懷所征服。

不過，讓我更深刻地體認到這種人格力量的，是在我即將去社會學所前夕蘇老師所遭遇的一場意外。1996年五六月間，蘇老師突然腦溢血住院。這場突如其來的疾病讓親友們極為擔心。雖然因搶救及時未造成生命危險，但按照通常情況，很有可能從此失去工作甚至生活自理能力。我聽到后焦急萬分。當我去病房看望蘇老師時，卻馬上感受到了他極其強烈的生命意志：要站起來，要做事，要工作！他筆下的韋伯在經歷了幾年的精神崩潰后開始以驚人的毅力和瘋狂的速度投身于學術活動。而這個時候的蘇老師，宛如韋伯附體：盡管這場嚴重的中風給他無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身體上的后遺癥，卻無法阻擋住他返回書房，重執教鞭。從此蘇老師又頑強堅持工作了26個年頭，直到此次病發前夜還在書房寫作。我當初就是通過蘇老師的這場病患見識了什么是“這樣的人”。

從師讀博：“做理論”與“講故事”

從1996年8月起，我一邊在蘇老師任主任的社科院社會學所理論室工作，一邊跟隨他在職攻讀博士研究生。蘇老師是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成長起來的第一代社會理論家。他的著作是中國社會理論的高水平開啟，而我又是他的開門弟子，所以他很可能原本寄望我能從事理論研究的。然而，他很快發覺我雖然對理論也有興趣，但更敏感于現實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蘇老師并不以為忤，而是鼓勵我沿著自己真正的興趣去發展。1997年社科院有一個博士生基層掛職項目啟動后，我馬上報了名，希望在掛職鍛煉中找到自己研究的入手點。蘇老師對此同樣非常理解和支持。更令我意外和感動的是，在我掛職了半年左右，初步確定了將大河電站移民史作為博士研究主題后，蘇老師決定要專程來重慶看看我的田野情況。他一輩子從事理論研究，沒有搞過專業的田野調查；世代在北京生活，他對鄉村尤其南方鄉村生活不甚熟悉。尤其是他大病初愈，后遺癥尚明顯，一下扎到千里之外的田間地頭，多有不便。然而，蘇老師執意成行。他說如果我的博士論文就選點在這里，而他對田野卻毫無經驗感的話，他就沒有辦法指導這篇論文。他到了我的田野點后，毫不在乎吃住及身體條件的不便，拖著有些笨重的身軀，饒有興致地和我一起爬山越嶺，走村串戶。一個幾乎一輩子坐在扶椅里的理論家，卻能毫無障礙地迅速進入田野，這就是所謂的“道不遠人”吧。

我的論文給蘇老師帶來的挑戰不僅僅是從理論研究轉向經驗研究，而且還在于我論文最后所采取的呈現方式——“講故事”。在當時絕大多數社會學論文亦步亦趨按照中層理論模式來進行書寫的時候，我這種直接從故事開始、三分之二篇幅近似“白描”式的敘事，實在是太不符合八股式的學位論文規范了。應該說當時學術界還沒有誰敢拎著一大堆故事就去申請社會學博士學位的。是在蘇老師的鼓勵和指點下，我最后才有勇氣將這篇故事寫下去并煉制成型。也是在他的周到安排下，我才能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還是在他的力薦下，我的論文才會在畢業答辯的一年后，就有幸被納入著名的“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出版。蘇老師一生給許多社會理論著作寫過序言和薦語，而他唯一一篇給經驗研究作的薦語就是為我的書所寫的。

我后來常在想一個問題，自己天資甚薄，與蘇老師研究方向有異，何以能得到他如此的器重與栽培？這個問題終于在蘇老師2016年再版《理性化及其限制》的后記中找到了答案。蘇老師在后記中說，他當年的博士導師陳元暉先生原來希望他做社會心理學研究，后來看蘇老師的興趣在社會理論方向，陳先生并不以為是背離師門、大逆不道，而是認為只要論文有明確的問題意識、論題有學術價值、論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值得鼓勵和支持。陳先生當年是這樣對蘇老師的，蘇老師又是這樣對我的，如果我今后可以這樣對自己的學生，師道就能如此通過一代又一代的學人傳承下來，這個就叫“活著的傳統”！蘇老師非獨厚于我，更是在以這樣的方式擔綱著學術道統的傳承！

一生“讀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

我跟隨蘇老師問學做事，有一個真切的體會：人這一生做一件事不難，做很多事不易，而始終如一地堅持做好一件事則是難乎其難。蘇老師這一生從廣義來說，當然是做過很多研究，也做過很多事。但從某個角度來說，他畢生可以用“讀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來總結。

“讀透一個人”，是說蘇老師一生對韋伯的研究。韋伯研究是他真正的學術出發點，而他后來再也沒有離開過韋伯研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的最新論文《韋伯思想在中國》還在印刷過程中。然而，蘇老師絕不是一般的“專家”。這是因為韋伯思想的偉大性與復雜性非同凡響。韋伯是進入社會學的一條最主要路徑，讀透韋伯也就是對社會學整全世界的一種打開方式。尤其是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的這四十多年里，經驗研究和默頓式的中層理論占據了主導方向，蘇老師堅持不懈地深挖韋伯這樣的經典大家，這就有著特殊的重要性，能夠保證中國社會學維持著基本的平衡，不致失去經典理論的導引。沈原老師有一句話雖然略嫌夸張，但也近乎實情：自從蘇老師從哲學所轉到社會學所后，社會學所的理論水平就煥然一新了。

“做好一件事”，是說蘇老師一生對《國外社會學》期刊的經營。蘇老師從1987年調到社會學所理論室后，就一直工作到2007年退休。這20年時間，除80年代后期參與“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事務以外，其主要精力就在做一件事：主編《國外社會學》。這份期刊只是社科院的內部期刊，卻對中國社會學的理論發展起過關鍵性的作用。尤其是在2000年以前，社會學專業“海歸”數量尚有限，國內獲取國外社會學的一手資料也不易，《國外社會學》就成為中國了解國外社會學動態和趨勢的重要窗口，開展中國社會學理論建設的重要基地。新時期的中國社會學理論從蘇老師及其主編的《國外社會學》起步，恐怕絕非虛言。

蘇老師正是通過這份期刊挖掘、培養、訓練了一批中青年理論人才。我在理論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跟著蘇老師作編輯。從確定主題到篩選譯文，從物色譯者到自己動手，從編校稿件到印刷出版，不同的環節需要不同的技藝。蘇老師在做事上的極度認真既體現在大局上，又體現在細節中，既大氣磅礴，又婆婆媽媽。從沈原、張旅平、覃方明到渠敬東、徐冰、趙立瑋、何蓉和我再到陳濤，已歷三代學人，蘇老師始終主持其事，學人們（除了編輯外，也還包括李猛、李康這樣一批優秀的著譯者）伴隨著刊物共同成長，直到《國外社會學》2005年轉為公開發行的《社會理論》輯刊。我在社科院那些年，無論是在理論眼光上，還是在翻譯打磨上，或是在編輯技藝上，都是在蘇老師手把手的培訓中一點點進步起來的。

快樂聚會與關鍵擔當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在社科院的生活真是快樂而單純。雖然很窮，但也沒有什么項目，沒有數目字管理，沒有嚴格的打卡和考評，連評職稱都只講代表作（可能只是某本文集中的論文！）而不是數發了多少權威和核心期刊。平常大家過的都是學術個體戶的散養日子，到了周二的返所日，就是這些個體戶集體歡騰的節日。我們到了研究室，處理完《國外社會學》的編務，就開始了天南海北的神侃。這種侃往往在比嗓門（總有人說我說話聲音大，不知是不是在理論室養成的習慣），比語速，還比動作——聊興奮了，就有好幾個人一屁股坐到桌子上去了。蘇老師雖然與我們差了一兩代人，卻完全和我們一樣言說無忌，高亢激昂，手舞足蹈。

聊天只是引子，當然還有吃飯。我至今還時常在耳邊響起沈原老師在社科院十樓上的吆喝聲：“廢什么話，開飯嘞，趕緊的！”開飯當然不會去院辦食堂，而是去我們的“御用食堂”——“川辦”（四川省政府駐京辦事處）。有酒有肉，微酣飽腹，話題更加八卦，更加無忌，甚至想罵就罵。那真是我所呆過的所有“單位”里最快樂的單位時光了。

不過，這種快樂聚會也會有嚴肅、沉重的話題。蘇老師經常講起“大節一虧，百事涂地”的道理，講起80年代的許多往事和糾葛，講起“老陸”（陸學藝老師）在關鍵時候的擔當。無論是蘇老師，還是孫立平、沈原老師他們，一直都對“老陸”有一份發自內心的敬意，都緣于這種擔當。老輩學者對年輕人的品格教育就是在這種觥籌交錯的氛圍中完成的。

這種擔當絕不只是過去的憶往，它冷不丁地就會出現在我們面前。當我自己突遇難關時，蘇老師毫不猶豫地表現出那種北京“爺們”豁出去的勁頭，想方設法保護著我免受傷害。順便要說一句的是，李培林老師那時與蘇老師交流比較密切，對我的事也非常仗義。我一直在心底對培林老師存著一份感謝，雖然從來沒有當面跟他說過。

“以教書為天職”

2002年我從社科院調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當時法大社會學專業雖然已開始招生，但專業教師只有兩名。我所承擔的西方社會學理論課是最重要的必修課，我自己沒有開課經驗，同時又還要兼備其他幾門新課，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當我怯生生地對蘇老師說能否來幫我們上幾次理論課的時候，蘇老師一口答應。就這樣，蘇老師連續四五周，每周從潘家園跑到昌平來上課，往返幾個小時，上課幾個小時，這一天折騰下來，人都要累癱了。然而，任何時候，只有蘇老師還站在講臺上，就始終處在一種激情四射的狀態。

套用韋伯的分類，我們可以把教師分成兩種：一種是“靠教書而生存”，另一種是“以教書為天職”。所謂“以教書為天職”，就是從內心里將教學當作他的生命，他意識到他所服務的不僅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志業，一種神召，他的生命因此而光輝，他的心靈因此而閃亮。當他走上講臺時，就像一個虔誠的圣徒，是以出世之心去行入世之事的；他又像一個被施了魔法的戰士，進入戰場就物我兩忘，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戰斗本身。

我之所以把蘇老師這樣的教師比作圣徒與戰士，是因為他們都充滿了激情。但教師與圣徒的一個不同在于，圣徒信奉的是信念倫理，而對教師來說更重要的是責任倫理。一個圣徒可以或者說應該將它的信仰和思想毫無節制地宣示給他的聽眾，他只顧及依照自己的信念而行事，罔顧事情的后果。而一個教師的責任則使他必須顧及其行為的各種可能后果并為此負責，他必須明白，講臺并不是先知和煽動家呆的地方。一個教師的職責，按照韋伯的說法，應該秉持著“理智的正直誠實”，讓他的學生能夠直面那些令教師本人都會感到不舒服的社會事實，教會學生獨立地思考，而不是強行灌輸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他總是敏銳地提出各種問題，同時卻拒絕給出任何輕而易舉的答案。因此，教師身上的激情是一種特殊的激情，這種激情有時需要的恰恰是自我克制。激情和紀律是教師人格的兩面。他在課堂上不會迷戀于煽情，也不以領袖自詡，他只是無情地打碎種種幻覺，以冷靜理智的邏輯啟迪學生，幫助學生獲得頭腦的清明。

蘇老師就是以這樣的“魔法”把我引上了教書育人的道路。我也為自己在法大的第一屆學生感到慶幸，因為他們有機會接受蘇老師這樣“以教書為天職”的人的精神洗禮。即使他們中大多數人并沒有從事社會學專業工作，但他們任誰都難以忘懷蘇老師當年的那種講臺風采。

“身體愉快，精神健康”

我在法大工作前期，和蘇老師的交往里最出名的是一個“段子”。那是在我的婚禮上，我請蘇老師作證婚人。蘇老師為我終于成家異常高興，而他一興奮起來，有時就會有一些口不隨心的身體后遺癥出現。當他念完結婚證，然后祝福我們時，把“祝身體健康，精神愉快”漏嘴說成了“祝身體愉快，精神健康”。這下從此就被沈原老師抓住話把了，一碰見“老蘇”和學生在一起時，就扯著嗓子喊——“今天身體愉快，精神健康否？”不過，細細琢磨一下，這句口誤也不一定沒道理。我們現在不是時常感到精神健康才是比身體健康更大的隱憂和麻煩嗎？

榮休時刻：永勿違愿

我在法大工作后期，與蘇老師有關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為他和葉啟政老師共同辦了一個榮休紀念會。像蘇老師這樣終身從事社會理論并達到很高造詣的學者，在大陸同年齡學者中是絕無僅有的。而臺灣大學的葉老師，年齡與蘇老師相仿，理論生涯和造詣相近，且兩人脾性相投，酒量也曾相當（可惜葉老師最近十來年因身體原因不再喝酒了）。我們北京社會學界這批年輕學者，如李猛、渠敬東、周飛舟，還有我，幾乎都同時受到兩位老師的精神熏陶，也為他們的友誼所感動。于是，在李猛的提議下，由法大于2011年為兩位老師聯合舉辦了70華誕及榮休紀念會。到今天已經整整十個年頭了，蘇老師堅執如一的勁頭，葉老師俊逸灑脫的風采，都還歷歷在目。而我對蘇老師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紀念會結束時以陶淵明的詩來表明他一生的志趣：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由于種種原因，蘇老師一生的諸多宏愿未能實現，他時有壯志未酬之感。然而，他回望這一生，是以“永勿違愿”為驕傲的。這也正是錢鍾書在《圍城》序言里所說的“有憾無悔”的意思吧。

我2018年底調到清華大學工作，先在政治學系，后轉到社會學系。這段時間因為忙于備新課，加上疫情突發，沒能多去探望蘇老師，也未找到機會請他來清華講學，這是我今天引以為痛的事。但蘇老師一如既往地關注著我，為我終于能脫開行政、全身心投入教學科研而高興，為清華為我安心治學和平靜生活所提供的優良環境而欣慰。

二重奏之一：“謙謙君子·北京爺們·本色書生”

過去的往事就這樣不斷閃回在我去醫院的路上。而當我趕到醫院時，我親愛的老師已被送往太平間，我們從此陰陽兩隔了。

從醫院回來的這幾天里，我的頭腦里不分晝夜地盤旋著初識蘇老師時的那個問題：擔負時代重荷的“這樣的人”究竟是怎樣的人？蘇老師熱愛并精通西洋音樂，我對此雖一竅不通，但還是想冒昧地借用一個交響樂的術語——“二重奏”來打一個拙劣的比方。

蘇老師“這樣的人”，其二重奏之一是：“謙謙君子·北京爺們·本色書生”。他在親友、同道、學生、鄰人面前，永遠是溫良恭儉讓的君子，凡事都為別人著想，萬事不煩人。他在路遇不平甚至只是聽說不平時，在關鍵時刻，永遠是拍案而起、寧折不彎、講仁義、重然諾的北京爺們。而他在學術面前，永遠心無一絲雜念，不容任何沉渣，不為五斗米折腰，拒絕任何利益交易，甘居邊緣處，樂坐冷板凳，平生只聽從真理的導引，永遠對學問充滿探求新知的好奇和辯詰的熱情，然而，“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二重奏之二：“Intelligentsia·Intellectual·士大夫”

蘇老師“這樣的人”，其二重奏之二則是“Intelligentsia·Intellectual·士大夫”。他這一生沒有吃過大苦，受過大難，但他心里卻一直裝著大苦和大悲。這種悲苦，其源有三。

首先是他身上的“俄羅斯精神”的召喚。蘇老師年輕時即習俄語，深深浸潤在俄羅斯文學和音樂中，碩士時期更進一步研究蘇俄社會哲學。“Intelligentsia（知識分子）”這個最早起源于俄國的概念，這種帶有東正教背景的苦難、悲愴意識，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他雖然并不信教，卻總背負著厚重的宗教感；他雖然未歷坎坷，卻如萊蒙托夫般滿懷“祈求風暴”之心。他的氣質猶如以賽亞·伯林筆下的俄羅斯思想家。

其次，蘇老師從念博士開始終身與韋伯研究為伴。韋伯那種清教徒般的人格，以行動化解緊張的工作狀態，對學術的執著和對政治的熱情，都在蘇老師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由此我們可以看到“Intel?lectual（知識分子）”這個西歐起源的概念，這種在感情與理智、可愛者與可信者之間強大的張力，對他精神氣質的塑造。他恰如自己筆下韋伯那種精神堅強、內心敏感而身體疲弱的德國知識分子。

而追根溯源，蘇老師還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的擔綱者。雖然現代社會已經瓦解了這種精神的制度載體，但它仍然通過家傳、幼教、同道和經典等途徑，造就了他的君子之道和人間情懷。雖然蘇老師生平好酒，不過，他心中的悲懷并未讓他走向尼采所謂的“酒神精神”，而是化成了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精神，所以他晚年才會把與學生的友情放在生命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師母說蘇老師自己在家時總是孤獨的、焦慮的、峻急的、苛責的、易怒的，只有和我們在一起聊天喝酒時，他才有片刻的放松和格外的歡愉，才有“吾與點也”的喟然之嘆。

雖然蘇老師的身體并不允許他多飲，家人和友人曾屢加勸誡，然而，他的精神需要在微酣中把俄羅斯精神、德國知識分子和中國士大夫這三重氣質的張力釋放出來。性格就是命運，他就是“這樣的人”！

我記得孫立平老師有一次對我說過：他有時邊開車邊聽80年代的老歌，有一種悲涼甚至幾欲落淚的感覺。雖然蘇老師比孫老師年長十余歲，但我總覺得，蘇老師在精神上是與他同屬于80年代的——對他們來說，那是光榮與夢想的時代，激情燃燒的歲月，大是大非、大起大落的年代。我受教蘇老師已26年了，很慚愧自己在社會理論的修養上不及蘇老師之皮毛，而我慶幸自己在精神上一直受其熏染。在學術圈日久，我對林林總總的套路、表演和把戲越來越不耐煩。在精神上真正支撐著我在學界堅持戰斗下去的，就是蘇老師“這樣的人”傳達出的力量。人們常說：有其師，則有其徒。我此生也許永遠達不到蘇老師的學問高度，但我惟愿自己在“大節無虧”與“堅執如一”上配得上是蘇老師的弟子。在這最后的時候，請允許我默誦著老師所鐘愛的普希金的詩歌送他去遠行吧！（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