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王先霈，1939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文藝理論家，華中師范大學教授。1960年畢業于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曾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出版社總編輯，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顧問。撰有《文學心理學概論》《圓形批評論》等專著，《中國文學批評中的解碼方式》《創造性思維中“有意義的空白”》《興論新釋》等論文，主編《文藝學系列教材》《文學批評術語辭典》《文學美》等。
1963年，24歲的華中師范學院青年教師王先霈到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進修班學習。在課堂上，他對詩人、學者何其芳講授的一個觀點發生疑義，課后寫了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向何先生請教。何先生約王先霈到寓所討論，談了一個多小時，送他穿過院子走到宅門前，分手時說：“今天，我沒有能夠說服你，你也沒有說服我。”前輩學者坦蕩的胸懷、平等的意識和對自己信奉的理念的堅守，使年輕的王先霈很受震動。當時給進修班講課的，不僅有何其芳先生，還有研究古代文學的范寧先生、研究美學的蔡儀先生、研究外國當代文藝理論的袁可嘉先生，有作家趙樹理、周立波、梁斌，有文藝界領導林默涵、邵荃麟、張光年、陳荒煤、馮牧、侯金鏡、袁水拍等，還有音樂界、美術界的名家。王先霈從這些老師那里接受的不僅是知識，更是學術品格的熏陶。在此后幾十年里，他根植本土，勤奮耕耘，也躋身文藝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之列。
求 學
王先霈畢業的中學是江西省九江市第二中學，1950年進校時還叫同文中學。同文中學圖書館藏書很多，王先霈從一位馬姓管理員手里借閱過好多本“萬有文庫”，可那位管理員每次都不很情愿外借，據說那套文庫是張治中將軍贈送的。
到了高三，王先霈開始了大學夢。那正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同學們熱血沸騰，都想學工科，為祖國建設效力。王先霈很想報考地質專業或建筑專業，可高三上學期體檢，醫生說他“右上一肋間有條狀陰影”，不能報考工科。隨后，班主任找他談話說，上級部門規定，“每個班要有一定比例同學報考師范專業，我覺得你適合讀師范，希望你服從組織的意見”。這樣，王先霈就把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填為了第一志愿。
華中師范學院前身之一的華中大學與同文中學有點同源性，都是基督教教會學校。同文中學有很多畢業生被舉薦到華中大學深造，老師中也有不少華中大學的畢業生。就在王先霈準備到華中師范學院報到時，語文老師特地為他寫了一封信，讓他持信面謁這位語文老師的老師——錢基博先生。
1956年9月初，王先霈拖著一個鐵皮箱子到達桂子山。華中師范學院非常重視本科教學，上基礎課的全都是有經驗、有學識的老教師。就在大學一年級，王先霈便愛上了中文專業。但從大學二年級開始，他被派到江夏紙坊的一個采石場打石頭，后又被分到武鋼跟工人一起干活。1958年，還是學生的他被安排參與教材編寫，先后參加“中國當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的編寫。參與編寫《古代文學史》，他負責撰寫“莊子”一節，雖基調是批判，但批判也得先讀原著。這一讀，他便喜歡上了《莊子》。
對王先霈而言，真正走出校園、與生動活潑的文學實際接觸，始于1958年參加搜集民歌的活動。到了大學四年級，他被派到武漢鋼鐵公司寫廠史，住在工棚里，與青年工人同吃同住。第一次見到大規模的現代化企業，他非常興奮，經過兩個多月的采訪，寫出了報告文學《江心水泵站的日日夜夜》，被收在《武鋼建設史話》一書里。后來，他又到東西湖農場寫場史，這也讓他有所收獲。
在大學里，老師們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不同的學術風格，這給王先霈留下了深刻印象，從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多種影響。1960年，大學畢業的他留校任教。1963年，正準備給學生講“文學概論”時，他被領導通知參加考試，隨即到中國人民大學讀文學進修班。到進修班不久，他被臨時借調到《文藝報》寫作組寫批判文章，以致他后來一再反思那兩年的思想過程。這個進修班的學習方式與眾不同，班上四十五六個同學，來自二十來個省市，三分之一是文聯、作協、文化局、宣傳部的業務干部，三分之二是大學青年教師。學習方式是設立多個專題，每個專題由老師先作啟發報告，指定閱讀文獻，學習讀書后分組討論，老師再作幾次報告，回答問題并進一步闡發。這使他能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思維方式了解當代文學的現狀和過程，思路非常開闊。講課的老師來自文藝界的各個方面，多樣化的視角，給了他諸多鮮活的思想和難得的治學方法。
在進修班學習期間，他有機會跟張光年先生學習寫作。張光年先生很注意作文技巧，每篇文章構思，都強調論述“角度”，覺得選取“角度”是否恰當，對文章成敗關系很大。后來，馮牧先生也參與指導。馮牧先生討厭冬烘八股腔調，總是要求“娓娓而談”。有一次，要寫一篇《紅燈記》的評論，王先霈看了幾遍劇本就打算動筆。可馮牧先生說，不看演出怎么能評論劇本？不只看一場，要看很多場！于是安排他觀看幾個不同劇團的演出，要求他有了真切的感受，再作理性分析。王先霈說：“他們對文學作品敏銳的感受力，常使我驚奇。他們無言的示范，指引我注重理論批評聯系創作實際。”
治 學
有人說，王先霈是40歲才開始做學問的。對此，他自己說：“這個話也對也不對。原來不做嗎？也做，但做的是錯誤的，也寫了一些文章，一些‘批判’文章。到40歲以后才重新開始做學問。”
1972年，王先霈離開大學，到江西大山里的一所公社中學教書。做鄉村中學老師的經歷，給他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1976年，他又回到華中師范學院任教。1977年以后，他想到要做學問了，并且開始比較明確地追求獨立思考。那時，他所在的華中師范學院京山分院可以說是窮鄉僻壤，沒有什么學術條件，但領導都非常支持他。王先霈開始了他的馬列文論研究。
為了研究馬列文論，王先霈和他的兩位同事一起進行了一次意義非凡的學術旅行。在出發之前，他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把當時能找到研究馬列文論的文章編了一個索引，然后擬出馬列文論教學和研究中的問題、疑難困惑問題，以便向各地老師請教。從1977年11月8日至1978年1月4日，他們歷時兩個多月，走了大半個中國，輾轉十多個城市，走訪數十個單位。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馮至先生帶著全所30多位研究人員接待他們，中央編譯局的陸梅林先生也接待他們，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孫繩武先生、蔣路先生、程代熙先生都應約和他們談學問。1978年，華中師范學院在全國率先舉辦馬列文論研討會，并成立全國性的研究會。這是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團體，至今仍活躍在學術界。
此后，王先霈發現學術界對中國古代小說理論幾乎被忽略了，需要發掘。于是，他又和同事一道，到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查找資料。圖書館的規矩是，書上午借出后可以下午下班的時候還，中午可以不還，但需有人看守。為此，他和另一老師輪流守書，輪流到街上的小餐館吃飯。因為沒多少錢，也就充饑而已。但每當找到一篇不曾見過的小說序跋，讀到里面的精彩觀點，他就興奮不已。他說：“一本本捧讀那些好幾十年沒有人借過的古書，偶爾在其中看到前代學人夾在里面的條子，多少有些思接百載、千載的況味。”如此這般，他和周偉民合作，寫出了《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這是一本有特色的著作，是最早的一部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以此為出發點，王先霈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如《小說大辭典》《古代小說序跋漫話》《小說技巧探賞》《徘徊在詩與歷史之間——論小說的文體特性》等，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小說理論批評。
進行了一段時間的中國小說理論史研究后，為了填補知識結構上的空缺、深化對人生問題的思考，王先霈開始接觸西方文學理論和文藝心理學，成為國內較早從事文藝心理學研究的學者之一。他說：“研究文藝心理學，很多時候、很多地方都會觸及對做人、對人生的看法。中國古代心理學材料，像莊子一派、魏晉玄學、佛學，陶淵明、蘇東坡的材料，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閱讀這些內容，對人們是有益處的。”為了探索中國人跟西方人心理的差異，他十分關注中國古代文學心理學的研究，出版了《文學心理學概論》，后來進一步深化，修訂為《文學心理學讀本》，以期證明中國古代也有文藝心理學。有感于中國藝術心理學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論，他寫作出版了《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心理思想》一書。文藝理論家童慶炳先生讀后非常欣喜，專門撰文，認為“王先霈有一種難得的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熱愛和自信，他深入中國古代藝術心理的堂奧，經過刻苦地鉆研，以他獨特的眼光和謹嚴的學風，對中國古代藝術心理思想作了一次清晰細致的梳理、力透紙背的分析和切中肯綮的概括”，“給中國古代藝術心理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進入20世紀90年代，王先霈重新關注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和當代文學批評，并尋找獨特的批評方式和體味方式，先后出版了《中國文學批評的解碼方式》《中國古代詩學十五講》《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文學批評術語詞典》等系列著作，同時還建構了影響廣泛的圓形批評理論。
此后，王先霈將教材建設納入學術研究之中，他立足于中國古典文學理論，專注于民族性和本土性，同時注重文藝學學科的時代性和廣泛性，通過文藝學系列教材建設，完善了他的文藝學體系建設。
無論是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研究，還是文藝心理學探索，無論是文學批評理論的建構，還是文藝學教材體系和學科體系建設，本土化一直是王先霈思考和追尋的問題。他認為，本土化有表述方式的本土化，觀念、立場的本土化，但決定性的、起關鍵作用的是研究對象和關注對象的本土化。“中國的文學理論建設，目的首先是回應中國本土文藝實際中的問題；能夠推動本土實踐中重大問題的解決的理論，自然就具有本土性”。
王先霈治學嚴謹，成果豐碩，但沒有深思熟慮，他一般不會發表意見。最近出版他的文集，所有篇目都經他精心挑選而定。出版方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希望他多選一些篇什，且對字數和卷本不加限制，但他仍從嚴要求，自認為意義不大的均予以舍棄。最終，《王先霈文集》成八卷本問世。
教 學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高等院校的中文專業沒有獨立開設過文學批評課程，有關內容只是在文學理論中簡單帶過，更沒有專門的教材。20世紀80年代初，王先霈在國內率先單獨開設文學批評課程，并于1986年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文學批評教材《文學評論教程》。該書對文學批評的性質和作用、文學批評的發展、文學批評的科學性和民族性、文學批評家的素養、文學批評的方法、文學批評的寫作、文學批評文章的樣式和特點等作了全面而系統的闡述和研究，初步建立起了文學批評學體系。
在教學中，王先霈非常重視教材建設，注重教學成果的轉化，在做好理論闡述、傳播的同時，又為創造性的理論建設提供參照。他說：“我在教材編撰和教學研究上投入了頗多的精力。在教材中力求客觀準確全面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研究的已有成果，對這些成果作梳理和綜合，給予恰當的評價。”他主編了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包括《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原理》《文學文本解讀》，后經發展完善，編訂為“文藝學系列教材”，即《文學理論導引》《文學批評導引》《文學欣賞導引》《文學發展論》。此外，他還領銜承擔了第一批國家級精品課程的建設任務。
將理論教學和當代文學作品評論有機結合起來，是王先霈教學的一大特點。由于他對湖北的作家作品非常熟悉，了解本土文學狀況，所以他在教學中有諸多互動。他曾將當時本省青年作家黃大榮的短篇小說《在小葉女貞墻那邊》作為課堂討論的材料，讓每個同學評論分析。至于講課過程中引述的最新作品，那就更多了。此外，他還開辦文學評論研究生班，成立文學批評學研究中心，分別舉辦劉醒龍、鄧一光、李傳鋒、熊召政、劉繼明等作家的作品研討會，使作家和師生雙方受益。
王先霈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老師，他態度溫和、為人大度，即使是對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他也能包容和善待。在課堂上，他并不借助語氣和動作追求生動效果，反而顯得比較嚴肅，他能用平和的語調、嚴謹的態度，講出豐富的內容和獨到的見解，而這使他受到學生發自內心的尊敬和歡迎。他講課的時候，常常只拿一張很小的卡片，或一支粉筆，但能信手拈來，將知識、理論、觀點、方法講得清清楚楚，沒有半點枝蔓。也許是他講課的神情所致，研究生見了他，往往感到緊張。甚或吃飯時，只要他在場，那些后生們一個個都不敢“放肆”。其實，無論后生們如何“放肆”，他都會寬容，更不會責怪。有時候，可能是為了打消別人的顧慮，他還帶頭講個笑話，以活躍氣氛。盡管如此，只要他在，那些弟子們仍然比較拘謹。每每遇到這種場合，就有“好事者”把他“請”去休息，然后，其他的人便可以“為所欲為”了。雖然他不言自威，不權自重，但還是贏得了廣大師生的尊敬和愛戴，很多學生和老師都喜歡和他交往。
立 學
文學批評的本土化，也是王先霈所追求的。針對那些偏執的“直線批評”，王先霈力圖總結出具有規律性和理論形態的文學批評觀念。20世紀90年代初，他提出了“圓形批評”的理論。他認為，人類個體和群體的思維都是螺旋發展的，螺旋上每一小段都近似直線，而其整體則呈圓形，這種圓形，一是在過程中實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經過正、反、合，趨向圓形的境界；二是經由不同的個體、不同群體的對立、爭論和交融而實現。這就克服了把文學性質的某個側面孤立起來、凝固起來而無視其他方面存在的弊端，通過批評主體的自諧和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互諧，達到“圓形”的境界。他說：“這里所說的‘圓形’，是一種批評觀念，是對文學批評的感悟性與思辨性的一種體認，對文學批評的對象的審美性質的體認；它又是一種批評原則和一種闡釋方式，貫穿在批評活動之中，貫穿在文學批評主體對批評對象的把握過程之中，貫穿在主體思維活動的形態之中。”在文學批評中，“圓形”體現在對客體的把握程度和主體思維活動的運轉形態兩個方面。王先霈所建構的圓形批評理論，在他的《圓形批評論》《圓形批評與圓形思維》《建設“圓形”的文學批評》等著作中有詳細論述，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王先霈認為，在文學批評領域，教學和研究、理論和現實、學人和社會，應緊密結合。這種結合，也許就是王先霈孜孜以求的本土化在文學批評中的運用。他曾說：“文學理論批評的本土性，最主要的是來源于文學創作和文學接受的本土性。”有鑒于此，他特別注重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學批評。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熊召政就對王先霈心存感激，因為他的獲獎小說《張居正》曾多次得到過王先霈的建議與提醒。當作家鄧一光的千字散文《生日快樂，爸爸》發表后，王先霈就給未曾謀面的鄧一光寫了一封信，說：“作為老紅軍的后代，您的特殊視角足夠創作一部中長篇。”三年后，思想火花被點燃的鄧一光相繼創作出了《父親是個兵》《我是太陽》等小說名篇。當作家劉醒龍在創作上迷茫和徘徊的時候，王先霈特意召集了一次討論會，指出“你最大優勢在于你是農民的孩子”。劉醒龍受到啟發，寫出了《鳳凰琴》等名作。作家洪洋發表《徐遲的第二次青春》時，聽取了王先霈的建議，當年便引起很大反響，多個媒體連載、轉載、報道，成為作家晚年的代表性作品。
寫文學評論，既是王先霈的職責所在，也是他的興趣所在，但他最大的興趣是發現新作者、發現新作品。他給湖北老中青幾代作家寫過不少評論文章，其中就不乏剛剛踏上文學創作道路的作者。作家曉蘇的早期作品有的是他推薦給文學期刊的，曉蘇的第一個作品研討會也是他給組織的。在他的幫助下，曉蘇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作品越來越成熟，影響也越來越廣泛。王先霈認為，“在一個作家成長道路上，能夠有一點新的發現，你的意見寫出去之后他看到了，或者跟他談了以后，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接受不接受你的意見，都會對他的創作發生切實的影響，哪怕是從反面激發他。不去說那些人所共知的差不多的話，也不僅僅限于錦上添花，在作者最需要外界關心的時候投以關切，這是文學評論家的社會職責”。
王先霈說，文學理論的本土化，“要從中國的文化土壤中、從現代中國人的‘情緒化存在’中，提煉出自己的話語，并且融入本民族的術語體系、語言體系，與本民族精神形式的傳統相銜接”。圓形批評理論正是基于問題意識和問題情境的“中國化”，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形成的。王先霈的文學批評活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似乎從另一方面確證了他的圓形批評理論，確證了圓形批評理論的本土化特色。（作者：董中鋒，系華中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副院長、湖北省散文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