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和贊美

“我們應該積極準備編纂一部《漢語大詞典》，這部‘大詞典’應該包括古今詞匯，盡可能顧到漢語的歷史發展。但是由于種種限制，這部‘大詞典’還不可能嚴格地按照歷史原則編纂。（主要因為漢藏系語言的比較研究尚無顯著的成績，漢語各個時期的歷史面貌還不清楚。古代文獻未能通解的還不少。許多古書的真偽問題、著者問題、撰作年代問題、文字考訂問題，等等，都還需要長期的、細致的研究。清代音韻訓詁之學偏重先秦經子，漢魏以下成就不多。唐宋以來語音研究，近年才開始）。”1959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籌備編纂一部歷時性的《漢語大詞典》，想請聲樹生做主編，當年12月，丁先生寫出《關于編纂〈漢語大詞典〉的若干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說要編一部兼顧歷史的大詞典，但由于當時條件不成熟，未能付諸實施。

“60年以后的今天，如果丁先生還在，他會怎么想？他該是如何的高興？同時，我們也會想到黃季剛先生、吳承仕先生，他們如果看到《故訓匯纂》《古音匯纂》的編纂成功，又該是怎樣的心情？若見到這兩部大書，丁先生60年前對漢語研究水平的判斷就會不一樣。這兩部大書，尤其是《古音匯纂》，為下一步的漢語研究提供了多么堅實的基礎！這種工作在60年前無法想象，但是在新時期、新時代，我們有這樣的團隊，有各方的支持，終于完成了這項工作。”10月30日，在武漢大學和商務印書館聯合主辦的《古音匯纂》首發式暨出版座談會上，商務印書館黨委書記、執行董事顧青“以一個從事古籍整理和出版30多年的老同道身份”由衷抒發自己的感想。

《古音匯纂》由武漢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纂，前后歷時長達22年。1998年，《古音匯纂》作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簡稱“古委會”）重大集體科研項目立項，國家出版總署列入“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并被列為國家出版基金項目。2003年，《古音匯纂》的姊妹篇《故訓匯纂》由商務出版，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稱為“利今傳世的巨制”，把它與《辭海》《辭源》《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并列為漢語辭書五部代表作，榮獲第一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第五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湖北省第五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84歲的宗福邦先生看上去安詳，平和，淡淡的笑容中隱現著愉悅。揭幕儀式上，一旁79歲的安平秋先生扶著顫顫巍巍的宗福邦走近《古音匯纂》造型書塔，弟子于亭也趨前攙扶。從1985年領銜主編《故訓匯纂》和《古音匯纂》，35年間，編纂團隊中一撥又一撥成員眼看著他從中年到老年，青絲變成華發。

人生道路的轉折

1955年，19歲的宗福邦從家鄉廣州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系，1959年畢業后留校。原本喜歡文學的他，最大的人生理想是大學畢業能夠分到一家文藝刊物去當編輯，或是當個記者。“我真的沒想到會留校當教師，更沒想到會當漢語教師。”宗福邦的普通話很差，平時課堂討論，他一般不敢發言，但老是這樣也不是個辦法。一次討論的時候，因為前面的人都談得差不多了，宗福邦站起來說“我保（廣州方言中“補”“保”同音）充一點”，話音剛落，整個教室哄堂大笑，他臉紅得再也不敢往下說了。報考大學時，一心想闖世界的宗福邦未報考家鄉的中山大學，初到武大，美麗的校園讓他特別興奮。宗福邦在家鄉時不會說普通話，也聽不懂普通話，班上同學中也沒有廣州老鄉，剛進武大那會兒，感覺自己“簡直像到了國外一樣”。他常常在吃過晚飯后，看著太陽在珞珈山對面的洪山慢慢西沉，那個時候他的心里無限惆悵。

當年，系主任告訴他留校的消息，他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唯恐自己無法勝任漢語教師的工作。“聽黨的話，服從組織分配。”1960年2月，宗福邦被武大安排到北京，參加語言研究所和文改會合辦的音韻學講習班，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大中小學的老師一起學習普通話。就這樣從音標和發音一點點學起，宗福邦從此開始了他的漢語教師生涯，也為他日后從事漢語研究，編纂詞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一個人的一生會經歷很多事情，但有時候“一件事就改變了你一生的道路”。這既是宗福邦對人生的感嘆，也是他對自己青年時期的總結。

文革的頭幾年，學校停止招生，教師們無課可上，科研工作更是停滯不前。宗福邦說他一生最好的年華，十年用來當農民做豬倌，剩下的，都奉獻給了大型集體項目。1975年，他參加編寫《漢語大字典》，擔任編委和武大編寫組組長。此項任務源于同年于廣州召開的新中國辭書史上著名的“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座談會”。《漢語大字典》是這次會議上規劃編寫出版的160種中外語文詞典的其中一本。“這也是我人生道路的一個轉折”。或許，很多人不愿意做編字典這種寂寞平淡的工作，宗福邦卻很高興，他想把文革10年中浪費的學術生命追補回來，能投入到《漢語大字典》這樣代表國家尖端水平的編寫工作，他把這看成是自己學術上的一次重大機遇。

被譽為“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收集漢字單字最多、釋義最全的一部漢語字典”的《漢語大字典》，其首版由四川、湖北兩省300多名專家、學者和教師經過10年努力編纂完成，于1990年出齊。曾榮獲國家圖書獎和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

完成先賢遺愿，填補學術空白

“至今還記得老理學院翼樓那間簡陋破落的大房間，上個世紀70年代的辦公家具風格，沒有空調，銹跡斑斑的電扇如同虛設，一排排的木質書架上堆滿了手抄的卡片，還有斑駁陸離的棗色油漆桌案前后忙忙碌碌的一群衣裝樸素的老師。當我說明來意，詢問哪一位是宗福邦先生的時候，從書架后面側出一張和氣的臉，繼而走出一位藍色中山裝的微胖中年人，手上灰塵撲撲，拿著幾張卡片，團面大耳，說話極慢，一字一聲腔。那時候宗先生大約五十出頭，還是滿頭黑發。我詫異地問起，這些書架上怎么都是卡片，這十幾位老師都在翻檢卡片是在做什么。宗先生告訴我，他們在編一本大書，叫做《故訓匯纂》，正在按計劃花兩年的時間，為輯錄的六十萬張資料卡片做校對和按字目分類的工作。”這是于亭第一次赴漢拜會宗福邦時的情景。1991年，于亭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后，負笈珞珈山，先是參與編纂《故訓匯纂》，1998年開始，與宗福邦、陳世鐃兩位業師共同主持編纂《古音匯纂》。后來，他承繼宗福邦的衣缽，接任武大古籍所所長，現在又擔任了武大文學院院長。

1983年，國家撥亂反正，發展學術，國務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教育部成立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宗福邦于同年成為古委會委員，并受命籌建武大古籍所，出任所長。按照古委會當時的規定，每個研究所必須要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拿出有分量的成果。武大古籍所隊伍，基本上是武大《漢語大字典》編寫組原班人馬。這是古籍所的骨干力量，也是這支隊伍的特色。另外，武大中文系是章黃學派的重鎮，宗福邦的師輩中有好幾位是黃侃（季剛）先生的弟子。武大古籍所自成立起，就與章黃學派有著深厚的學術淵源。根據這兩大特點，宗福邦將整理研究傳統語言學典籍作為武大研究所的專業發展方向。

當年，黃季剛先生在肯定阮元主編的《經籍籑詁》的價值的同時，曾指出這部訓詁學著作在編纂體例和資料收錄方面的不足，建議后人校補《經籍籑詁》，同時指出應編一部《經籍纂音》。《經籍籑詁》搜集唐代以前的古籍正文和注解中的訓詁資料，內容豐富，這給他們早年編寫《漢語大字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編字典要建立義項。這些義項就是利用這些古書里注釋家們對它們所做的注釋。這些注釋恰恰是我們所需要的。”其實，不單單是《漢語大字典》參照《經籍籑詁》，宗福邦在編寫《漢語大字典》過程中參照海內外同類著作時發現，中國臺灣的《中文大辭典》，日本的《大漢和辭典》，也都大量引用《經籍籑詁》中的資料。“我們感覺到《經籍籑詁》非常有價值，對學術研究非常有用，但是《經籍籑詁》沒有收錄唐以后的字義訓釋資料。我們體會到季剛先生為什么提出要校補《經籍籑詁》。再結合自己的實踐，我們深深感覺到，今天的漢語言學研究領域還有一塊很大的空白。”

這就是編纂《故訓匯纂》的由來。武大古籍所根據黃季剛先生的學術構想，將先秦至晚清兩千多年里浩如煙海的典籍中有關字義訓釋資料，進行系統完備的收錄，編成《故訓匯纂》。其篇幅是《經籍籑詁》的三四倍。而時間上，也比宗福邦原計劃的10年超出了8年。“這本書將要完工的時候，我們也考慮古籍所往后的發展。該如何選擇？我們決定完成季剛先生的另一個構想，他不是說要編《經籍籑音》嗎？那是搜集語音資料的，所以那個時候就決定編《古音匯纂》，把古人給我們留下來的極其豐厚的讀音資料這筆遺產和字義資料遺產一樣的編出來，把這一塊空缺補足了。”

簡言之，《故訓匯纂》是歷代漢字字義訓釋資料的總匯，勾勒了兩千多年來漢字字義發展演變的脈絡；《古音匯纂》則是歷代漢字音讀資料的總匯，努力探尋漢字字音發展演變的軌跡。《故訓匯纂》在時間上接續《經籍籑詁》，且對唐以前的字義資料進行補充豐富，至少在體例上有章（《經籍籑詁》）可循，而《古音匯纂》則完全是新的開拓。“《古音匯纂》碰到的問題要多得多，因為沒有參照，完全靠自己探索，探索里邊總會有點小的彎路，發現有問題就大家討論，提出新的構想，再逐步完善。”宗福邦說。

2020年11月3日，在商務印書館年度十大好書評選中，《古音匯籑》高票當選，榮列其中。

遭遇的困難

北京大學教授、全國高校古委會主任安平秋評價稱：《古音匯纂》的完成有賴于宗福邦教授、陳世鐃教授、于亭教授帶領團隊的精誠合作。團隊中的主力都是當今具有真才實學的專家，他們不追求個人學術聲名自顯自貴，而甘于為集體項目和團隊合作奉獻，一做就是一二十年，為中國的古音研究、為中國的學術事業留下了一部豐碑式的巨著，他們既有奉獻精神又有遠見卓識，令我敬仰。“先生教示我的，遠不止于授業解惑。追隨他左右，我看到的，是學者的清守和自尊。我之立志做一名有操守的學者和教師，皆因敬愛他如父，愿效仿遵循他一生矻矻自守的道路。為了自己沉重的責任他放棄了幾乎所有個人愛好和趣味，而且他較之一般做事專注的人，也顯得特別持久堅韌”。在于亭的眼中，宗福邦身上“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品質是專注”。

在古籍所團隊中漸漸成長的于亭，目睹了導師“萃其全力，直至心力交瘁，年華老去”的過程。和宗福邦一起籌劃和主持《古音匯纂》時，于亭還是武大一名年輕的講師，十多年來，宗福邦一直諄諄告誡他，項目主持人必須要有奉獻犧牲精神，不應該坐在那里發號施令只說不干，一定要吃苦比別人多，做的比別人多。而宗福邦自己也確實在項目工作中自始至終親力親為。而與此同時，他還要擔任另一個超大項目《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音韻分典》的主編工作。2005年，宗福邦健康狀況急轉直下，頸柱高位第一節處骨質畸變造成神經壓迫，幾近癱瘓。最后，他下定決心去廣州動頸椎高位手術，風險巨大，行前，他帶上一大摞《古音匯纂》的稿子，計劃在手術前后看稿。雖然最后手術順利，但是他的身體控制再也無法恢復到以前的狀態，尤其是手抖日益嚴重，寫字對他成了件艱難痛苦的事情。這期間，他一直堅持帶博士，審讀論文，經他看過的《古音匯纂》初編稿和初審稿上，密密麻麻地布滿了他哆哆嗦嗦、凌亂不堪的字跡。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的七八年，是我們最艱難的時期。”1986年，宗福邦的同學、商務印書館編輯趙克勤出差途中路過武漢回母校，得知武大古籍所在編纂《故訓匯纂》，于是回京后向單位推薦，將該書納入商務的出版計劃，并很快簽訂出版合同。90年代前中期，出版物的市場情況不太好，商務調整計劃，提出壓縮《故訓匯纂》的篇幅，將原計劃的八百萬字減至四百萬字。聽到這個消息，身為主編的宗福邦一個多月里都睡不著覺，頭發白了不少。“為什么睡不著？如果我不減到四百萬字，他們就不肯出，如果減到四百萬，這本書就毫無價值。因為四百萬字跟《經籍籑詁》篇幅差不多，這就意味著必定要刪去《經籍籑詁》很多有價值的資料，而我們新增的資料，也只能部分收錄。這樣的一本書，可以說真的是四不像，出版了又有什么價值呢？”最后，幾經思忖的宗福邦決定跑一趟北京，親自找商務的領導商談。“商務的領導聽進去了。他說了一句：就按你們的計劃來，不改。這一點我非常感謝”。

早期編寫《故訓匯纂》的時候，客觀條件的艱苦是今天難以想象的。于亭回憶那時候“不僅要甘于清苦和寂寞，坐遙遙無期的冷板凳，而且往往與個人名利背道而馳，參與的每個人，事業發展和生活都受到一定的影響，時間長了，人心難免渙散懈怠，時有怨言。宗先生作為主持人，壓力巨大，疲憊不堪，但他意志堅定，能善始終”。宗福邦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團隊成員的職稱評定和工資收入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

“當時評職稱都是要講個人有多少成果，還必須要在權威刊物發多少文章，我們這些人都把主要精力用在集體項目上。以我為例，從1975年編字典到現在，這40多年，因為主持這些項目，個人的研究完全停下來了。原來計劃80年代大字典出版以后，回到系里教我的書，搞自己的研究，寫點書。但是接了古籍所的任務以后，我就必須把古籍所帶出來，就必須上重大項目，好好完成它，爭取成為這個學術領域新的尖端成果。這樣武大古籍所才可能有自己的學術地位。”

宗福邦的很多同伴也是如此。宗福邦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帶隊伍的任務越來越艱難，大家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作為主編，你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怎么能夠保證你底下人能夠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無奈之下，宗福邦找到校領導，最終問題得到了比較好的解決，隊伍漸漸恢復穩定。2003年《故訓匯纂》出版，獲得學術界一致好評，被譽為“百年學術精品”。武大也將這本書作為學校的代表性成果，凡有外賓來訪或上級領導來視察工作時，都作為禮物贈送來賓。“但是那段路走過來，我們也付了代價。我好幾個同輩朋友到退休時只評上了提退教授，還有幾個連提退教授都沒當上，副教授時就退休了。到今天我一直都感到有愧，我總感到沒有盡到我的責任，應該解決的問題沒解決好，對不起大家。”

“他一生從事音韻學術，紹繼章黃學派的學術脈絡，也繼承清儒實事求是、樸實無華的考據學風，敦茲實學，謝彼虛談。他年青時代，以《關于廣州話陰平調的分化問題》（《中國語文》，1964）和二十年后《論入聲的性質》（《音韻學研究》第一輯，1984），奠定了在漢語入聲性質研究方面的重要學術地位。但按照他的說法，他一生最好的年華，十年用來當農民做豬倌了，剩下的，都奉獻給了大型集體項目，自己的研究興趣和研究話題，要么不能做，要么只能讓路，一放再放。”總結導師一生學行，于亭認為宗福邦身上另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奉獻”。

“白首丹鉛自具光華。”弟子于亭概括宗福邦的這句話，真是再貼切不過了。（記者 陳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