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一段時間，是編制“十四五”發展規劃的關鍵時期。文化作為規劃編制的題中之義，作為現代民族國家追尋和平發展夢想愿景的精神依托與身份表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也會遭遇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有鑒于此，深入分析大變局中的文化發展時代特點，科學把握“十四五”文化發展建設的關鍵環節，就顯得格外重要。

通過“媒介化賦能”做大參與主體和創業主體數量級

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用歷史的、發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來審視。

對大變局作“百年未有”的時間限定，意味著現階段發生的時代變化，無論從力度上、頻率上、范圍上來看，還是從確定性因素、不確定性因素來看，都是過去百年間絕無僅有的。

從文化發展自身及影響文化發展建設的制約因素來研究考察，可以十分清晰地發現以下幾方面顯著影響：

首先，文化在全球總體發展中的權重有大幅度增加，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衡量文化發展水準的又一種表述。2016年，聯合國發布的有關報告就已直接命名當今時代為“文化時代”。

“文化時代”的出現，與21世紀以來文化呈現的普泛滲透化、跨界融合化、主體模糊化發展趨勢直接相關。目前，文化幾乎擴張滲透到了所有行業、產業，產業的文化化也已成為提升品牌附加值的必由之路，文化與其他行業、產業間的跨界融合成為新常態。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所謂的“文化+”和“+文化”。

其次，美國近年來奉行的單邊主義以及逆全球化潮流，強化了而不是消弭了國與國之間的文化價值觀壁壘，“劃線站隊”和“政治正確”成為一些受裹挾國家不得不考慮的因素，經貿乃至文化交流徒增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再次，互聯網通信技術、數字多媒體技術、大數據云計算技術和移動智能終端技術等疊加融合與全面普及，既從產出規模、產出效能、傳播速率等諸多方面讓文化發展建設實現了巨大跨越，也通過為民眾實施“媒體化賦權”和“媒介化賦能”，做大了文化建設參與主體和創業主體的數量級，為文化的創新超越提供了無限可能。

在此特殊背景下，立足世情、國情來謀劃“十四五”文化發展建設就尤為需要考量、把握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在創新發展中體現出的時代規律。

警惕陷入由特定推送營造出來的“信息繭房”困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文化發展的基本盤。

假如說20年前的文化發展模式尚處于1.0時代的話，那么今天已經進入2.0時代乃至3.0時代。其間，文化發展建設隸屬于人類精神內容生產的根本屬性沒有改變，依托個人或團隊扎根現實并實施文化審美內容的原創邏輯沒有改變，但借以開展文化創新的媒介、工具、手段、流程、平臺等發生了今非昔比的變化。因而，簡單沿用1.0時代的規劃套路來謀劃文化發展建設，難以做到有的放矢。

明智的做法，理應是順應以下四個方面的時代變化趨勢：

一是文化網絡化。當今幾乎所有的文化生產實踐與文化投入產出，都或多或少地要和互聯網發生關系。離開了互聯網，很難讓文化發展成果傳得遠、傳得廣。網絡空間已成為當今時代最具受眾關注度的文化信源和公眾輿論場。實施媒體融合的第一要務就在于，傳統紙媒、廣電媒體等要對接融入互聯網平臺，實現網絡化傳輸供給。

二是文化數字化。這可以說是媒體融合的又一個著力點所在。日常的線下文化生產供給和消費服務，一旦實現了互聯網呈現及多媒體嵌入，就相當于實現了線下線上融合、新舊媒體融合。此外，優秀文化典籍、文物圖像文字的保護性開發，也需借助多種手段實現數字化掃描、翻拍、攝錄、存儲、展示等轉化。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讓它們再現生機活力，進而真正惠及子孫后代。這同樣是文化數字化的必由之路。

三是文化虛擬化。這是當今時代最能以高科技手段拓展文化想象力、施展人類創新才干、再現文化時空意象的趨勢亮點所在。舉凡數字電影技術中的自然災變電腦特技、古代軍團的大規模集群作戰特技、科幻影視作品中的未來場景、全息投影等，都仰賴于數字虛擬技術的貢獻。

四是文化算法化。算法通常和信號傳輸速率、計算機算力以及人工智能發達水平密切相關。當前，聯網的智能手機用戶已占到全民的八九成，微信、抖音等社交娛樂App更是全球盛行，網媒廣告粘人式精準投放，社會信息借助新聞算法定點推送，這都得益于互聯網傳播技術尤其是4G、5G技術的迭代進化。可以預見，區塊鏈、物聯網及人機融合等技術的普及和升級，將進一步讓文化供給與消費受制于算法、算力。

應當看見，雖然文化在當今時代享受到了科技發展帶來的巨大紅利，但它必然還需遵循自身特定的發展規律。網絡化、數字化、虛擬化、算法化說白了也是“雙刃劍”。缺失人文的考量和謀劃，足以讓文化發展建設走偏、跑斜。

例如，網絡空間在真實創造、生產和展現人類文明發展成果的同時，也出現了像標題黨泛濫、謠言四起、網絡暴力、洗稿剽竊等泥沙俱下的偽文化、反文化亂象，嚴重干擾了公眾的認知。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與這類亂象完全無涉，但網絡算法不加規約的應用，也會讓廣大網絡用戶在不經意間陷入由特定推送營造出來的“后真相”境地及“信息繭房”困局，從而削弱人們對客觀現實真實性作出理性、全面判斷把握的能力。

不管怎樣，網絡空間并非法外之地，更不是輿論飛地。我們必須用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使網絡空間更加清朗。就此而言，即便我們主動順應上述發展趨勢，也需要在謀劃“十四五”文化發展建設時“以我為主”地力爭社會效益至上，進而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

在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的交集互補中確定共贏邊界

從表面上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文化發展建設開辟了更大空間、預設了無限可能。然而，伴隨這一大變局出現的多重變量，也是以往從未遇到過的。

假如說既往的文化發展建設遵循的是相對單一的線性發展邏輯，那么今天遵循的就可能是散點化、多樣式的發展邏輯。因為當今文化的原生場域、主體構成、愿景訴求不再單一。在此邏輯下謀劃“十四五”文化發展建設需要恪守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則：

第一，堅持人民性與導向性的辯證統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是新時代開展一切工作包括文化工作的基本原則。必須看到，滋養文化、創新文化、承載文化的原動力和支撐點來自人民。但是，堅持人民性并不意味著可以不加甄別、沒有立場地盲從眾意。在聽取民意的過程中，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導向性尤為重要。事實上，文化發展建設的基本盤再怎樣變，都不能脫離堅持正確的價值觀導向這一基本原則。新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曲折中實現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時代跨越，就是因為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這一先進的意識形態為引領，從而不斷走向勝利、不斷實現超越。謀求大變局中的文化大發展，同樣離不開以此先進的理論為指引。

第二，堅持公益性和市場性的辯證統一。文化的生產供給在消費上雖然比不上“衣食住行”的剛需，但畢竟事關人的精神引領和靈魂塑造，所以保障基本文化供給消費的公益性是應當不斷強化的原則。與此同時，也不能對堅持市場性有所淡化甚至偏廢。市場性是確保文化生產供給實現更有效、更廣泛配置資源、資本要素的制勝手段之一，也是促進文化事業、產業實現擴大化再生產的依托所在。在此過程中，行政管理和規劃調控應當與其實現正向組合，從而進一步激發文化發展建設的全要素生產率。簡單來說，市場性與公益性要在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的交集互補中確定共贏的、彈性的操作邊界。

第三，堅持娛樂性與教育性的辯證統一。大變局中最具受眾關注度、參與度的社會文化熱點，應該說就是移動新媒體的普及以及萬物萬人的“泛娛樂”。休閑娛樂是人類尋求身心愉悅的自然天性，教育教化是人類求得文化正義與文明延續的根由所在。就此而言，沒有道理放任“泛娛樂”成為脫韁的野馬。展望“十四五”時期，謀劃文化娛樂產業做大做強的時代旨歸，還得堅守娛樂性與教育性相統一的原則，力求讓娛樂不越界、不出格，力爭讓教育、教化細雨潤無聲。（徐清泉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