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篇日記說起
在黨的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信念和獻身精神特別引人注目。共產黨人信念的養成是一個多管齊下的系統工程，學習、訓練、討論、思想改造、批評與自我批評，層層遞進、環環相扣。
信念的養成，關涉人的內心世界，一般的客觀材料不太容易予以呈現，當事人的日記或可從一個側面更加鮮活顯示思想變化的實態。比如，抗戰時期來到敵后根據地、后來成為作家的高魯，日記中不乏學習和思想訓練的記載。1939年9月，高魯和魯藝學員一起，從延安出發前往晉察冀，途中先后讀了《中國啟蒙運動史》《列寧主義概論》等理論著作，聽何干之、沙可夫課各兩次。9月初還參加了一次軍政測驗，題目包括民主集中制在軍隊中的作用等。時事學習是行軍途中的重點，形式分為聽報告和討論，討論內容包括歐戰前途及其影響、與中國抗戰的關系等。除此之外，高魯還參加了兩次具有思想斗爭意味的會議，一次是反對自由主義傾向的討論會，另一次是反對不服從組織分配的批判大會。緊張的行軍途中，思想教育和訓練如此密集，無怪乎高魯感嘆：“這確實是在戰斗中學習，停下了就上課，這是中國共產黨能成為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主力的原因。”
討論會是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的一個環節，一貫強調學習不是單純的灌輸，而是要求聯系實際展開討論。時任359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記中，有關自身學習及組織干部、士兵學習的記載也不勝枚舉。1939年1月，他記有該部一般干部討論會討論的問題：“（1）共產黨是如何產生的？特別說到中共的產生。（2）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3）第二國際的錯誤和缺點。（4）社會民主黨的名稱為什么是不科學的？（5）共產黨的發展，特別是中共的發展……”討論既有深入的知識灌輸，又緊扣革命實踐的主題；討論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著嚴密的布置和引導：“主席團五人分工集體負責掌握著論戰的進行，有人專門掌握每時每刻爭辯的焦點，有人專門掌握發言先后秩序，即當時當面提示給執行主席參考，有人專門掌握解剖該種典型思想有關的一些文件，在論戰雙方相持不下時朗讀。”
開展思想教育，離不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高魯日記記載行軍途中一次生活檢討會的內容，會上圍繞行軍時有人偷吃自帶干糧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有發言分析：“某個同志私自吃了干糧，今天一勺，明天吃一口，緊急情況干糧不夠時怎么辦？吃不飽走不動路，這不是給大家拖了后腿。大家也不忍心你掉隊，得大家分給你吃。這時你是吃的大伙的。”盡管干糧分配給個人，但私吃干糧的結果仍然可能影響到集體，這樣的分析邏輯緣于集體主義觀念，是共產黨人改造和自我改造的基礎。而集體主義的養成，既有觀念的灌輸，也滲透到生活的點點滴滴，是一個觀念和實踐交相作用的漸進過程。面對面的交鋒，對參與者的觸動可從高魯日記中窺見一斑：“晚上開生活檢討會。每人都把自己的優缺點談一遍……為什么現在的缺點不馬上改掉呢？熄燈哨子吹了，我睡在炕上久不能寐，想著自己的弱點應該怎樣克服。”
思想教育之所以有效，除了采取多種多樣的措施，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特別注意營造有利于學習的氛圍，形成強勁的風氣。舉例說，中國共產黨在會前、會終往往都組織大合唱，這種看似不經意的舉措，卻隱含著無所不在的政治文化的沁潤。通過討論、批評，加上情感的觸動，及無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圍的熏陶，學習漸成融入內心的習慣。高魯寫道：“因為背糧，今天沒聽《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總結報告》，是最大的損失。只能看同志們的筆記，也記得很簡略，比起聽報告來，效果差多了。”把沒有聽到報告當成自己的損失，透露出極其強烈的學習渴望，這就是思想教育實實在在的結果。經過思想和情感的訓練，每個個體都在集體的政治文化氛圍中發生著變化，由這些變化著的個體組合成的群體，又有可能產生變化的疊加效應，而群體釀成的疊加效應最終會反作用于個體，形成變化的加速度循環。
思想教育的結果，從八路軍干部劉榮的日記中也可以得到印證。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在正面戰場遭到慘敗，劉榮寫道：“熱血沸騰起來，馬上認識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更重大了，在黨的正確政策指引之下，不僅要誓死同日寇周旋到底，把它趕出國土，而且要同國內法西斯反動派周旋到最后勝利。”從豫湘桂戰役的結果，立即看到中國共產黨的責任和勝利的曙光，如果這是長期處于多方博弈中的高層領袖，當然毫不足怪，一個八路軍普通干部也具有這樣的思路，不能不讓人驚嘆。正如劉榮所言：“我們都是些小人物，但對國家大事都很關心。”這樣的思路，源于長期的教育，源于對黨的信任和忠誠，源于對共產主義的篤信，這是當年中國其他政治組織難以想象的。1945年7月，由美國戰爭信息局撰寫的長篇報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始部分就明確指出：“幾乎所有不帶偏見的觀察者都一致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組織系統與最強的紀律性、最有建設性的隊伍。”
革命的信念能夠生根發芽，當然首先是因為符合時代趨勢，具有強大的說服力，而中國共產黨艱苦的工作、持續的灌輸、情感的調動，也在其中起到關鍵的催化作用。（黃道炫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刊登于《中國紀檢監察報》2020年8月6日理論周刊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