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一場由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肆虐全球。野生動物交易和濫食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的重大隱患，引發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

　　原定今年5月底一審的《北京市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條例（草案）》，已加快立法進程，上月底提前進行審議。全域常年禁獵，全面禁止食用陸生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等內容，赫然在列。

　　其實，國內野生動物保護一直行進在路上，不少人已為此付出了半個多世紀的心血。時間回溯到2003年，為了表彰中國科學家汪松在野生動物保護以及環境保護等領域作出的杰出貢獻，享譽世界的“愛丁堡科學獎”首次授予亞洲學者。

　　當年纏上綁腿、背著槍支在大興安嶺雪地里尋找動物并制成標本的汪松，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作為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和國家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原常務副主任，他曾參與1988年《野生動物保護法》擬定，近些年又多次參加《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研討會，提出將生物多樣性、野生動植物保護等相關法律法規并入整體框架，更好地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讓我們生存的星球因為多姿多彩而生機勃勃。

　　勇闖林海雪原

　　汪松幼年就讀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學，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最早的新式學堂之一。母親的不少親屬都是知識分子，包括南社的柳亞子等老一輩文人，以及域外留學歸來的科學家。受此熏陶，汪松很小就將自己的人生理想鎖定為科學家。

　　1950年，汪松考入浙江大學理學院生物系。由生物學界前輩貝時璋、董聿茂、談家禎、張孟聞等著名生物學家創建的浙大生物系，當年不僅在國內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圍也小有名氣。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浙大理學院全部轉入上海復旦大學，汪松后兩年的學業便是在那里完成的。他被分配到脊椎動物專業，師承中國生物科學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張孟聞教授。

　　從復旦大學畢業后，汪松進入中國科學院剛剛建立的動物研究室（后改為動物研究所）。或許是受了老師張孟聞的影響，汪松選擇在壽振黃老先生指導下做哺乳動物學研究。壽老是我國脊椎動物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早在1927年就發表了中國魚類的第一篇論文（與人合作）和中國鳥類的第一篇論文。

　　新中國成立初期，適逢國家大力倡導發展經濟，相關科學研究也要為經濟建設服務，“我們做科研，要求緊密結合為經濟服務。調查動物資源，著重開發利用。”汪松回憶，當年東北地區茫茫林海、白雪皚皚，野生動物資源極為豐富，而出口動物毛皮是可以直接換外匯的，所以壽振黃先生就決定領著汪松他們一批青年學子在東北開展哺乳動物的調查。汪松直言，他們那代人很不幸地親身經歷了中國的原始森林逐漸消亡的過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時鳥獸都快沒有地方待了。”

　　“頭幾年有一多半時間都在野外，吃的是野菜，行路就是爬山，跟單位或家庭都很少聯系。那些地方都是原始森林，只有到了森工局、伐木場才能遇到人，就是到了能通電話的地方，為了節約，也不興打電話。”考察中，汪松和同事們需要把所有衣服、鋪蓋卷成行囊背在身上，而且還要分擔考察工具，諸如獵槍、彈藥、大小捕獸夾子、相機、望遠鏡、獵刀，外加各類干糧。“運氣好的話，偶爾可以請當地老鄉幫助搭個帳篷。”

　　提起獵槍，汪松興致頗高。原來，當年他們赴野外科考的槍支彈藥都歸他負責，對于槍型可謂門兒清。有左右雙管、上下直立的雙管，以及帶瞄準鏡的三筒獵槍。“最初用的是蘇聯獵槍，重量大，質量差。1955年我還在上海淮海路舊貨店買過獵槍，雖然是二手貨，但是名牌。”據他回憶，中科院動物所當時沒有專門保管槍支的房間，槍支的柜子就在他的辦公室，后來才交保衛處，及至公安局管理。

　　“當年野外科考苦啊！”他至今都記得這樣一幕：零下30多攝氏度的夜里，一行人向長白山天池進發，途中在雪地里鋪上油布，再用樹枝系上油布一角，地上燒著柴火就入睡了，醒來才發覺雪已覆滿全身。為了方便在積雪上面行走，他們需要將樹藤彎成圓圈，然后在里面扎上麻繩再綁到腿上，這樣才不會深陷雪地而不能自拔。

　　那幾年，在東北茫茫林海的不少角落里，到底留下他們多少足跡，已無從統計。不過，汪松卻養成了親近自然的習慣。“走近大自然，會讓人如同找到生命的源頭。”如今，但凡有時間，他都不會放過野外考察的機會，他要利用所掌握的知識，為后人再留下些有用的東西。

　　跟隨嚴師填補學科空白

　　新中國成立初期，哺乳動物學研究在中國還是一個空白學科。

　　1954年初，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向有關方面匯報時指出：“舊中國的科學基礎薄弱，發展不平衡，某些科學部門中的一些重要環節，或者力量很弱或者全無基礎，例如動物學方面沒有研究哺乳動物的專家。”

　　在時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獸類研究組組長壽振黃的帶領下，20世紀50年代以后從事獸類學研究工作的人員，直接或間接多出自他的門下。當年曾隨他在東北參加獸類調查的研究技術人員，現在多數已成為研究員和高級工程師。汪松便是他們中的一員。“壽老在中科院是出了名的嚴師，特別重視通過野外調查和采集工作來培養人才。”汪松說，他們從東北大小興安嶺開始，逐漸擴大到華南、西南、西北，足跡遍布了大半個中國的偏遠地區。期間，汪松組織和參與了多個地區的哺乳動物資源考察和志書的編寫，包括1968年國內第一個熊貓保護區四川王朗的科考。

　　不過，汪松對當年在壽老指導下制作標本記憶尤為深刻。“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事出差大興安嶺考察，被安排在博克圖過冬，為的是在那里等著老獵人打獵回來，向他們收購我們需要的動物，回去好制作標本。”剝制獸類標本，不僅要稱體重和測量各項外形量度，還包括剝下外皮、除凈殘肉和油脂、涂防腐劑、填充、縫切口、固定等步驟，有時還要剖檢胃內食物碎屑和繁殖器官的情況。即便一分鐘不休息，每小時也只能剝制一兩個小型獸類標本，很多時候他們都累得直不起腰。“壽老自己年輕時在美國就是在實踐過程中學會能文能武，他也是這樣要求我們的。”汪松從老師那里學到的另一項技能，就是收集和訂購圖書期刊。“那時候了解前沿學問的渠道很有限，現刊和過期的過刊，我們都想方設法補齊。”如今看似平淡無奇的做法，卻直接催生了一門新學科。

　　經過5年的東北獸類資源考察，我國首部哺乳動物專著《東北獸類調查報告》問世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汪松又主持編寫了《中國哺乳動物系統檢索》，雖因故未及出版，但被東北林業大學作為教材講義，并被流行病研究部門作為病原體宿主鑒定的工具書，一直沿用至今。作為骨干成員，汪松還參與編撰了《中國經濟動物志—獸類卷》《中國哺乳動物圖譜》，不但工作量最大，而且內容繁瑣。“經過了很多苦難，總算給中國的哺乳動物學研究開了一個頭，為日后更多人做了少許鋪墊。”汪松說。

　　從大熊貓開始的國際合作

　　雖然時隔半個世紀，汪松還記得當時東北的大小興安嶺、長白山，時興大砍森林大捕鼬，砍伐之后再放火燒山，然后種植苗圃、植紅松。1956年，一個中德農業生物考察團到東北和華北地區考察，其中一位哺乳動物領域的權威專家特意跑去小興安嶺看了一圈。三個月考察結束后，當眾人都以為這位專家會做一個學術性很強的種群生態方面的講演時，他卻大談起如何保護野生動物。

　　起初不以為意的汪松后來才想明白，這是旁觀者清。“當年，伴隨茫茫林海通了火車，運送出大量木材，不少原始森林成了‘光頭山’。這些生物學家目睹了我國當時因為發展生產的需要，大面積砍伐原始森林，因此強烈建議中國應該選擇性砍伐，留下母樹自然更新。顯然，他的報告是針對當時看到的現實而作。”正是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讓汪松萌生了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的念頭。

　　1979年的春天，中國大地處處煥發著新的氣息。這一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代表團首次訪問中國。汪松作為中科院代表，參與了環保部門負責接待的雙邊會談。那些年正趕上竹子開花，大熊貓遭災挨餓。于是，會議間隙談到合作的保護項目時，汪松提議：“你們的會徽是中國的國寶大熊貓，全世界人民喜愛大熊貓，可是現在因為竹子開花而遭災，我們何不從它開始呢？”在汪松的建議下，大熊貓保護成為了雙方第一個合作項目。

　　我國的野生動物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就這樣從零起步，一路前行。也是在1979年，由WWF代表促成，汪松作為中國政府的觀察員首次走出國門，參加《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第二屆大會。回來之后，汪松做了一份報告，詳細闡述了這個公約對于保護野生動物的重要性。

　　在籌備參加該公約的過程中，不少文本都需要翻譯成中文。于國內而言，不少概念性詞語都是首次接觸。比如“瀕危”起初就存在多達十數種譯法，最后還是采用了汪松的建議確定下來。

　　兩年后中國正式成為該組織締約國，國務院指定林業部和中科院分別承擔我國履行該公約的管理機構和科學機構，從此，汪松正式轉向野生動物的保護研究，擔任國家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一職，主持工作近二十年。其間參與《國家自然保護綱要》《國家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制定，發起和參與主持《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的制定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評審；受國家林業部委托主持了《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制定，協調麋鹿重引回項目、我國世界自然遺產地的評估和申報工作等。

　　如果說，一開始進入野生動物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多少有些“身不由己”的話，那么20世紀90年代后，汪松徹徹底底地扎進了野生動物和自然遺產保護領域。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由各國首腦參加的最大規模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此次“地球峰會”上，簽署了有歷史意義的《里約宣言》和兩個公約，其中就包括《生物多樣性公約》，中國是最早批準該公約的6個國家之一。

　　汪松并不反對利用野生動物資源，但前提是做到可持續。他舉例說，在德國，每年可以狩獵100萬只狍子、60萬頭野豬。野生動物受到嚴格管理，包括何時狩獵、捕獲數量都有清清楚楚的規定，這樣便能保證狩獵數量不會破壞種群平衡。“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保護，讓野生動物在大自然中得到健康的休養生息。”

　　不過，由于違法獵捕、殺害、買賣野生動物事件不斷發生，濫食濫用野生動物的陋習在國內很多地方依舊存在。2015年初，年逾八旬的汪松參加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主辦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研討會。他提出，保護野生動物必須對相關法律法規做全局考慮。“要吸納政府管理部門、動物學家、法律專家、非政府組織代表共同研討，提出修改意見，才能保證法律有效運轉。”

　　留住多樣生物的基因圖譜

　　回想起工作之初，汪松在壽振黃先生的領導下，先后參與了東北、華北、海南、廣西、云南、新疆等地區的哺乳動物資源考察和志書的編寫，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

　　那些年里，他很多次在西雙版納的植物園里聽到金錢豹、長臂猿此起彼伏的叫聲。可是短短幾十年，他也親眼見證了很多物種消失，里面不乏一些還沒定名的物種。“野生動物的消失太快了，物種保護重在就地保護，保持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在汪松看來，保護野生動物往往并不在個體本身，而更多地在個體背后的整個種群。因為野生動物在環境中的絕大部分行為，都可以回溯到它的基因。

　　20世紀90年代初，汪松開始在中國啟動生物多樣性保護。他先后主持編寫了《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四卷)》《中國物種紅色名錄（三卷）》等書籍，對我國物種現狀進行了全面評估，為制定保護對策提供基礎性資料。

　　全世界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都是從野生動物開始，再拓展到植物、生物還有保護地等。汪松曾組織了海峽兩岸第一次野生動物交流，還先后參加了5次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會議。“由于生物多樣性公約是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倡導推出的，當時擔任該組織理事的我就把一個正在討論和醞釀當中的文本遞給了外交部。生物多樣性保護最早就是從那里開始的。”此后，汪松擔任中國科學院生物多樣性專家組組長，全面鋪開做項目。他制定了7個重要的生物學課題，由于需要大量的科研經費，他同時還為課題爭取到了世界銀行貸款。

　　想要在國內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就要先了解國際層面現狀。汪松先從IUCN的大量資料里找出兩本翻譯：《保護世界的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保護策略》。20世紀80年代末，他又與從事植被生態學、森林生態系統研究的多位學者合力創辦了學術期刊《中國生物多樣性》，國內生物多樣性保護及其恢復研究開始步入正軌。

　　因為研究生物多樣性保護需要明白物種分類的特征，種群情況等生物學知識，于是在他的推動下建立中國物種信息服務(CSIS)數據庫。汪松還推動了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簡稱國合會）的成立，在科學界內和國內有效地推動了生物多樣性保護。

　　他先后走訪40多個國家，組織和推動了多次國際生物多樣性研討會和論壇，有效促成了國際社會同中國各地區的交流和合作項目。他還先后在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海南電視臺等電視媒體上為公眾普及生物多樣性知識。

　　在講述的過程中，翻閱著汪松珍藏的一張張泛黃的照片：那些奇特的動植物和默默保護它們的人交相輝映。地下的根蔓，樹上的葉子，落葉蟲蝶，飛鳥走獸……在大自然中，有多少美妙的生命。

　　從40年前初出國門當觀察員，到后來出訪40多個國家，汪松一路見證了中國野生動物和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護的歷程，而他所推崇的保護發展理念，也正在普及到更多人的身邊。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人與野生動物“天平”的失衡，究其根源在于人的自然觀、生態觀。保護生態，既是保護地球，更是為了保護人類自己。只有人類尊重自然界中的各類生命，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地球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各色生物才能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王江江）